任何国家的社会转型时期都会存在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中国亦是如此。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凸显,危害社会的不协调因素较多,08年“6·28”贵州瓮安事件、“7·19”云南普洱事件、“11·7”深圳千人暴力袭警事件……,这一起起群体性事件正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下不和谐因素的真实反映。作为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形式,群体性事件在冲突的烈度与向度上不断加剧,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呈现出数量上升、规模扩大、参与主体趋于多元等特征。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形势下,深入研究群体性事件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站在转型期的时间长河中,本文不是要简单探讨群体性事件的成因、特征等问题,而是重在对事件的内在作用机制与机理的分析。通过借鉴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策略,在总结梳理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现状与特征的基础上,本文对群体性事件的突出论点主要表现为四点：其一,从外在、内在与刺激三维度,认为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是结构性压力、社会排斥感与偶发刺激事件三者合力的结果；其二,围绕从众心理,将转型期群体性事件划分成理性的遵从类的群体性事件与非理性的盲从类的群体性事件,前者主理性,重在维护利益、寻求利益补偿,情感上积极主动,后者偏非理性,本着凑热闹、随大流,情感上随波逐流；其三,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与演化上,常规行动与越轨性行动是事件的两个行为端点,能否将其控制在常规行动界限之内关键在于制度化渠道的有效性。“冲突源——利益受损——社会排斥——积怨——社会矛盾生成”是群体性事件的产生逻辑,作为一种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源于某个社会矛盾,转型期体制弊端的冲突源下,利益受损、社会排斥、积怨是该矛盾产生的前置条件,它们突出表现在城镇拆迁、征地、失业与社保、工资拖欠等问题中；“社会矛盾——常规行动——行动无果、心理危机——越轨行动、行动升级”是事件的演化逻辑,利益受损的人们在常规行动无果的前提下,失望、无奈的心理及渴望公正对待的诉求会促使个体失去理性,情绪失控之下易走向越轨行动,导致行动升级；其四,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具体爆发过程角度,宏观导向上群体性事件遵循着弱势群体在维护权益之时,制度化渠道的不畅、纠错机制的不健全会转向非制度化渠道,微观导向上目的性强、情感上积极主动的遵从心理与凑热闹、随波逐流的盲从心理会对事件的规模升级带来促进作用,事件过程中参与主体的这两类心理会促使事件规模由少数个体规模转向千人或者更大的规模。尽管属于社会“普遍形态的常态现象”,然而,群体性事件绝非完全意味着对社会秩序上的正功能履行。群体性事件中非理性的盲从类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盲从等非理性从众极容易导致行为激化,从而对社会产生危害。为了使本文的结论更具形象性与说服力,本文采用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的方法,撷取“6·28”贵州瓮安事件为案例,以演绎推理的方式,结合本文的结论从冲突背景、宏观过程、微观过程三个角度对瓮安事件的产生、发展与演化展开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