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萧伯纳,被视为莎士比亚之后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即便在今天,他杰出的思想和惊人的创造力依然吸引着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他在1912年创作完成的戏剧《卖花女》,是其最成功也是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被学者林语堂译介到了中国。百年来,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是仍然还有许多可以完善补充的地方,其中就包括对有关这部戏剧作品的文本特征、文本翻译以及文本改编等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本文拟以1912萧伯纳的戏剧文本《卖花女》、林语堂及杨宪益不同时期的翻译文本和1964年的电影文本《窈窕淑女》为基础,运用法国文论家热拉尔·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和元文本理论及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对《卖花女》的跨文本性进行研究,从而更好的理解萧伯纳的这部戏剧。论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章简要介绍了萧伯纳的创作生涯及其名作《卖花女》,并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卖花女》的研究现状,同时概述了跨文本性概念、热拉尔·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元文本理论及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戏剧《卖花女》主文本与其序跋之间的副文本性。序跋作为副文本的一种,是《卖花女》文本完整构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为正文本提供了职业语境并传达作者的意图。它们之间的副文本性表明萧伯纳的《卖花女》是希腊神话的现代神话变体。把一个普通的卖花女改变成一位公爵夫人的希金斯,再也不是那个传奇而又神秘的“皮格马利翁”,他只是一个通过科学的训练过程改变了伊丽莎语音的普通的现代语音学教授。因此,在戏剧末尾和后记中,伊丽莎都意识到了她的真实自我意识,因为她在离开希金斯之后,不仅成功的靠自己双手养活了自己和她的丈夫弗莱德,还成功的在中产阶级社会中重建了自己的伦理身份。第三章探讨了戏剧文本《卖花女》与译者序之间的元文本性,这些译作中的序成为了对原剧作的或显或隐的评论,展示了《卖花女》在国内的接受状况。译者序中译者对作家的介绍以及译者对作品的评论都给目标读者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让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对作品形成一个前理解。这些对于准确的理解萧伯纳的《卖花女》都是非常重要的。第四章主要从社会背景的呼应、主题的借鉴与升华和戏剧主要人物希金斯和伊丽莎形象的不同解读三方面阐释了戏剧文本《卖花女》与改编电影文本《窈窕淑女》之间的互文性。戏剧文本和电影文本之间的互动,让萧伯纳的《卖花女》随着时间的流逝依然可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他们之间互动产生的共鸣更为戏剧提供了更多的阐释的可能性。结论部分对论文主要观点进行总结。对于萧伯纳的戏剧研究,除了传统的戏剧作品主题思想等研究之外,也应该密切关注其作品文本多样性的研究。对作品序跋、作品汉译以及作品改编等文本边界的跨文本性的研探,无疑能够拓展和加深对《卖花女》阐释解读。副文本、翻译和改编都是文学经典建构和接受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它们在与作品主文本互动对话过程中,使《卖花女》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拥有活力。通过对《卖花女》副文本序跋的仔细研读,读者能够真正领会作者意图,使整个作品得到正确的理解,进而为挖掘新的可能性提供可靠的依据。萧伯纳的汉译及研究的丰富性体现出其在中国语境之下的积极接受状态。然而,已有的译文中对原作序跋的省译或漏译,造成了目前萧伯纳戏剧译本的副文本研究匮乏,无疑会影响到萧伯纳戏剧翻译的进一步研究。然而,译者所写的序言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前理解的氛围,这是他们阅读和理解的关键。此外,《窈窕淑女》的电影改编与戏剧文本在社会背景、主题内容和人物形象上的互文性显而易见,不仅扩大了剧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且还连接起文学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体现出更广泛的文本间联系与对话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