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移民外地的歷史悠久而且漂洋過海無處不到,所謂“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華人”。華人移民異地先僑居,後發展為落地生根,與當地非華族主體共存共榮,漸次融入主流社會。他們把中國文化習慣、物質文明帶到異地,經歷多年累積構建而成當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時華僑散佈各國,進一步把中國文化發展為世界性的中華文化。對海外華僑華人的歷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於華僑華人事務、活動繁多,分佈的地域國家也非常廣泛。於是有著眾多可供歷史研究的選材下,多数學者的著作是華僑在某國家、某地區生活狀況的國別史,或是專科領域的教育、媒體、經濟、宗教和社團等,或是專題專案的關於成功企業家、革命家(對中國近代政治而言)、某類物質文明或個別鄉族文化。對於海外中華商會或某國家中華商會的專門研究是稀少。發掘海外中華商會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國在開放改革後,市場經濟重新成為中國經濟的另一半。商業活動、商人和商會又在國内蓬勃起來,連帶推動對近現代中國商業活動和商人組織的經濟、社會功能的研究。對中國的商業、商人、商人組織的活動和歷史展開研究,除了在中國近現代史有學術價值外,實際重要意義是幫助中國尋找一條合適自已的經濟發展之路。在20世紀末的90年代,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領導團隊對中國商會歷史作出大規模系統性的研究,繼而引發連串國内外學者對中國商會研究熱潮。進入21世紀,全球急速一體化使中國對世界經濟開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 20世紀90年代的“引進來、走出去”的被動戰略轉變為21世紀的主動方式“走出去、引進來”。在上世紀末,中國“崛起”的現象已引起西方國家的關注,在未來10年中國對全球的經濟影響力再度攀昇是可以預期的。另一個影響中國和印尼的關係而又與印尼中華商會相關的是世界華人經濟的崛起。中、印兩國政府都非常重視與世界華商網絡接軌。同時段中國商會學者也發現中國的商會組織隨華僑移民海外,並且已經自然發展成為遍佈世界各地的海外中華商會網路。他們在中國商會的檔案中也發現中國的商會與各地海外中華商會曾經有著長期緊密的關係和通訊。因而在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和國内著名華僑歷史研究大學的支持下對海外中華商會(南洋區)的專門研究。南洋區是中國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華僑的地域,其中以印尼為最突出。估計印尼華人人口在1000萬以上,是中國以外最大華人族群的居住國,當地華商更是印尼經濟的主力。可是至今對印尼中華商會的研究是稀少。在眾多印尼國別史上,學者往往側重於教育、經濟、宗教等明顯社會議題的論述。即使在社團的研究論著中,有關印尼中華商會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業緣社團中的一欄目,給予小篇討論。從而忽視了中華商會對中國、印尼關係和印尼華人近今100多年歷史的重要貢獻。論文是採用“總體式”專題研究的方法。印尼中華商會定義為:由印尼華僑華人在印尼成立的商會,組織成員為華商,商會主要服務對象為華僑華人,並承傳著中華文化。總體史強調宏觀的、綜合的、長時段的研究。把握和審視是宏覲的,切入是微觀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觀察包括了“時段性”和“統合長時段”性兩種。在研究分析時也可用歷史學、國際關係學的理論和方法。具體的說,論文是對印尼中華商會和活躍其中的商人進行研究。透過對印尼中華商會的研究看中國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華僑社會三者之間複雜的聯繫,看印尼中華商會與上述三個政社群體之間的關係,看印尼中華商會在中國近現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論文選擇了“中、印關係”作為宏觀環境的切入角度,以在過去115年内中、印關係和中華商會的重要事件作為分時段的指標。經過四章的“時段”性分析,清楚顯示了印尼中華商會在不同的時段,都對中國近現代史裡的中、印關係有重要的作用。在這些時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雖然不盡相同,但對中、印關係中的三大政社群體,中國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華人都有著強大的影響力。最後,綜合各時段的研究結果顯示出一個動態式的觀察來,它成為評論印尼中華商會對中、印關係的總體作用的基礎。在中國、印尼近今115年的歷史裡,兩國的内、外政局急劇變化帶動著中、印關係的起伏。生存在中、印兩國之間的印尼華僑華人固然是兩地關係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紀前,印尼華僑可以說是中、印關係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後,中國和印尼兩地政府才成為中、印關係的主導者。由清末至1958年,當時代表著華僑的總機構-印尼中華總商會承擔著重大的時代任命,帶領著印尼華族在異國生存,維繋著與中國、印尼兩國政府和華僑民間的關係。新中國成立後進行社會主義建國,政府沒有使用印尼中華商會在中、印關係裡發揮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軍事強人蘇哈托施行邀進的同化華人政策,取締了所有華人社團包括中華商會在内。從此時計算,印尼中華商會消失了 36年,到蘇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後的2001年才得以復辦。在進入21世紀初的15年,印尼中華商會再度在中、印尼關係中發揮她專長的經濟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經濟貿易合作的成績,使印尼渡過國家經濟重大危機及幫助中、印兩國修補過去的歷史傷痕,為兩國建立全面的戰略性夥伴關係出了一分力。總的來說,印尼中華商會在歷史的激流裡,仍能保持她在中、印關係中的重要位置是靠著他們儒商智慧和堅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贏”的方程式使三個主角,中國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華僑社群,同得益處,其中以經濟益處為最基本;並適時地調和這三方面的關係,減少矛盾衝突,加強政治互信,為華僑和中華商會尋求最大的生存空間。在21世紀未來的中、印關係,相信印尼中華商會也會採用這個曾經被長期使用並證實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貢獻。而且在2015年中、印兩國剛宣佈了兩國的長期經濟大戰略後,“一帶一路”遇上“海洋經濟”,明顯展示了雙方在國家經濟發展方面有非常強的互補性。以中、印關係現時的良好走勢看,印尼中華商會在調諧印尼華人與中、印政府的關係是較為容易。但印尼中華商會的三贏方案並不是必勝的。從四個歴史時段的觀察,得出的結論是中華商會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與當時“印尼華人國家认同”的爭議情度有密切的關係。印尼中華商會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經濟性質。但在不同時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環境形成不同的中、印關係狀態時,三個主角,中國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華僑社群會賦予它額外的政治、外交、社會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務,調教著它在不同時段的角色。印尼中華商會未來的挑戰仍然是在“印尼華人的國家認同”爭議。2015年7月一批“反華人”的人士組成了“原住民黨”,並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國慶日宣佈,製造聲勢。現今世代,世界各國普遍認同國家有責任對國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顧和保護,換取的是國民必須向國家效忠。是一種法理上的承諾。入了外國籍的華人對國家效忠必定是他們的國籍國,是法理上必須要做。如果他們的行為有損國籍國的利益時,必被定為叛國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歸屬,則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類的情感歸屬效忠對象可能是出.生國、或是居住國、或是祖籍國,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華人問題是兩國政府和人民的敏感問題。中、印關係的三大主角,中、印兩國政府和代表印尼華人的重要社圑,必須要合作,共同面對,主動地去解決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難題。筆者以印尼中華商會為歷史研究個案,在論文開始寫作之前,並未感到使用“總體史”研究範式的特點和好處。但使用後,意識到它是研究專題個案的很好方法。採用了“總體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華商會的特性和歷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總結出印尼中華商會“成功”、“失敗”的因素和導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關係裡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原因。繼而本著“鑑古知今”學習歷史的態度,推論印尼中華總商會在21世紀中、印關係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論文不單是一篇對印尼中華商會多面的專題研究,也可以作為研究中、印經濟史、社會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輔助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