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由于环境治理不力,导致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急剧上升,不断增多的二氧化碳造成严重的温室效应,提高了地表温度,引起了全球气候显著变化,生态环境恶化日趋严重。全球气候变化给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已不容忽视,气候治理这一全球性问题也愈发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达成一致意见并出台了重要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要求各国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其中,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是《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三种灵活减排方式之一,在该机制运行下附件一国家(有减排义务)可以在非附件一国家(无减排义务)开发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而获取“核证减排量”(CERs)用于完成本国的减排承诺。这种减排方式有助于附件一国家实现低成本减排,同时可促使没有强制义务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参与到全球的减排行动中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由此而来。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取得了很好的运行效果,全球7807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中国项目占比达总数的一半左右。随着中国政府气候治理自主意识不断加强,2012年6月中国政府发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建立了中国本土化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至今已有2891个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成功获得审定,共签发了4760万吨“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s,CCER)。同时,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在积极建设中。官方估算全国统一市场建成后,中国市场将成为覆盖30-40亿吨碳配额的全球第一大碳市场,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200亿元人民币,若考虑到期货等衍生品,规模可达5000亿元人民币。按照目前碳交易试点设定的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以5-10%的抵消比例进入配额市场计算,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规模将达60-500亿元人民币,从业人数达数十万。虽然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运行已经取得了积极效果,但从成本、技术、公平和规范等方面看,这些效果还未达到最优,同时随着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推进,社会各界对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运行效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运行效果,已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课题。显然,为了解决这一重要课题,必须厘清究竟是哪些因素对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运行效果产生影响且怎样影响。另一方面,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后发现,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在中国的应用和实践一直保持高度关注,但绝大多数文献都集中在清洁发展机制的研究上,只有少数文献围绕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开展研究,明显缺乏对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现实需要和有关学术研究的薄弱现状,本文提出了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影响因素研究这一选题。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能够明确回答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影响和怎样影响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运行效果,以便为进一步提高该效果的政策设计提供依据。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是基于中国国情,以中国自主建立的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为研究对象,探索性地对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初步构建了一个运用环境经济、生态补偿等理论分析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路径,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理论内容起到了一定的丰富作用。在现实意义方面,中国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不断丰富,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一位,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的一条,绿色是新发展理念中的一大理念,污染防治是三大攻坚战之一。这“四个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而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作为市场化的减排工具,是控制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气候治理方式。无疑,本文的研究与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高度契合,贯彻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本文在梳理分析了既有相关文献基础上,沿以下思路展开研究:第一,结合环境产权理论、排污权交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以及生态补偿理论,明确界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的概念。第二,探索性地提出了八因素(电力消费、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人力资本、资金支持、外商投资、政策设计和抵消市场)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上述要素的作用机理。第三,详细阐述国内外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及其运行现状、存在问题。第四,根据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选取面板数据负二项式模型、面板数据Tobit模型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实证方法,分别对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数量效果、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减排量效果以及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业主满意度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有一定独创性地将多层线性模型运用在分析单个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项目减排量影响因素的实证中。最后,通过上述研究过程,逐步解答研究问题,得出研究结论,最终提出相应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从电力消费、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等影响因素的角度看,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在减排潜力高的地区能取得较好的运行效果;第二,资金因素至关重要,金融支持在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来自人力资本的影响不显著;第三,外商投资因素已不再重要,说明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已基本摆脱清洁发展机制的影响,逐渐形成自主运行的态势;第四,来自碳排放抵消市场因素的影响不明显,说明碳排放抵消政策在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中应有的支撑作用还发挥得不够;第五,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业主企业在项目开发时优先考虑的是市场和政策因素。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因地制宜合理引导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开发,完善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第二,加强对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的资金支持,进一步丰富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开发融资渠道;第三,完善碳排放权抵消市场的建设,加强其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的支撑作用;第四,完善顶层政策设计,激励更多企业参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行动。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是:第一,在研究对象上,聚焦剖析中国本土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的影响因素;第二,在理论上初步建立了影响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的八因素分析框架;第三,在实证方法上,将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这一计量方法运用在分析单个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减排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第四,在研究结论上,得到了外商投资和人力资本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影响不显著等与现有文献不同的结论。本文还存在诸多不足,主要是:第一,实证数据年份跨度有限,这是因为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发展时间较短,导致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数据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尚未将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价格因素纳入研究,主要原因是中国碳市场启动较晚,CCER交易数据缺乏、价格信号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市场调节作用,因此无法选取价格因素进行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