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时期,中国社会正面临着新旧交替,由此引发了女性对自身身份的焦虑与不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最先觉醒的男性知识分子的启蒙引导下女性再现自我的能力与权力得到了实践。这一语境决定了女性写作的双重性。在这一时期,女性知识分子迫切需要重整性别秩序来确认和男性之间的性别差异,于是,女性作家对自身形象的设定和想象,一方面囿于传统男权制社会的规约,必须压抑自己真实的生命需求和体验,按照时代主流话语的走向与节奏、迎合男性欲望来调节自己的写作,参与对于启蒙、革命、民族、国家等宏大叙事话语的构建,以此来分享男性的话语权力,争取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她们又想突破传统限制,呈现出现代女性的特征,而且利用民族——国家宏大叙事,对抗男权对女性的边缘化和客体化,建立女性在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身份。因此,女性作家在面临不同于传统的人生危机和困惑时,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对男性想象的靠拢或背离。随着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加剧和知识分子在政治文化格局中位置的迁移,女性知识分子自我期待与实际现状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她们将这种由此带来的焦虑与不安转移投射到笔下的女性形象身上,因而她们对中国现代女性的社会角色与规范的设定是与时俱进的。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阐释,通过对新知识女性、底层女性、女战士等人物的描摹,通过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改变,女性作家最终在文学叙述中建立了自我解放的道路,即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合流,期望在民族话语的介入下,女性能够实现对自身的掌管与建构。正由于女性获得言说的权力和能力,参与了对女性自我的再现与建构,修正男性创作主体对女性形象的无意误读和有意歪曲成为可能,也使中国社会对女性形象的认知产生了变化。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女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正是其对自身解放所能达到的程度的探求过程。本文拟着眼于现代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塑造,在文本细读中,研究其中所包含的女性解放的意义,揭示女性自身解放的途径,进一步探讨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