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国实施“崇文抑武”、“以儒治国”的方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优礼儒士，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较前代大有提升。正是这种政治优越感和经济的优厚待遇使得北宋士大夫较以往朝代更有尊严，因此他们对生活便有着良好的预期。北宋士人在做官、做学问的同时，又以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形成不同层面、各具特色的交游活动，所谓“举世重交游”正是这一时代士人交游盛况的真实反映。本文选取的是北宋士人交游中的典型个案-“邵雍交游”进行研究。邵雍以道学之尊名列“北宋五子”之一，与周、张、二程等其他四位的不同在于，他是一位终生未仕的知识分子，始终处于北宋官僚体制之外；但同时他又与“体制内”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交通王侯，心忧天下，名动朝廷。本论文试图以“邵雍交游”为研究视角，深入讨论宋代士人之间的交游方式、交游目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交网络等，并据此深入理解北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所承载的诸多含义。 以大量历史文献的考论为基础，以现代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邵雍的交游状况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个案化建构与还原，以期最大限度地逼近邵雍交游的历史真实，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学术目的。本课题的研究涉及众多关于交游时间的考证、人物为官居住地点的辨析，以及成书年代的确定等，这些看似琐碎的考证工作对于深度挖掘邵雍交游背后隐含的诸多因素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谈及交游，自然离不开话题，以现代传媒视角对邵氏交游圈的主要话题及话题传播方式进行详细解读，可以对以邵雍为核心的交游圈在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地位和影响有更为透彻的认识。 本文除“绪论”、“结论”及“附录”外，共分为六章。这六章分别为“邵雍概述（第一章）”、“邵雍与上层官僚群体交游研究（第二章）”、“邵雍与哲人交游研究（第三章）”、“邵雍与中层官僚群体交游研究（第四章）”、“邵雍与弟子辈交游研究（第五章）”、“邵氏交游圈的主要话题及传播方式（第六章）”。第一章对邵雍的生平进行介绍，注重考察其生活经历、心态变化、为人处世，以及学术成就等诸方面因素，以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邵雍独特的人物形象。第二章分别考证和阐述邵雍与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王拱辰、韩绛、吕诲的交游。此六人与邵雍交游的史料较多，而且均官居高位，可以反映邵雍交游的一个重要侧面。第三章讨论邵雍与程颢、程颐、张载三位哲人的交游状况，四位道学之尊的交游互动精彩纷呈，再现那段哲人间种种关于天人之际的论辩无疑是一种难得的享受。第四章是邵雍与社会中层官僚群体的交游，本文选定的是与邵雍交游较为密切的王尚恭、范祖禹、王益柔叔侄、宋敏修、祖无择、姚爽等人，这些人或在诗文交往、或在接济邵雍、或以官方立场评价邵雍且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等方面较为突出。第五章对邵雍与弟子辈的交游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将邵雍弟子辈的后学分为两类：亲传弟子和私淑弟子。亲传弟子主要有王豫、张崏、张峋、吕氏兄弟（吕公著之子）、周长孺父子、洛中三贤（张云卿、田述古、尹材）、侯绍增、张仲宾、姜愚、杨贤宝等，亲传弟子中除却张崏、吕希哲影响较大外，其余因早逝等原因成就并不突出。令人欣慰的是，邵雍的一些私淑弟子却卓有成就，如晁说之、陈瓘、秦玢、牛师德、张行成在邵学传承方面功不可没；邢恕、章惇是北宋政坛显赫人士，虽然拜师邵雍被拒之门外，但对邵学一直情有独钟。第六章是对邵氏交游圈的主要话题及传播方式进行讨论。依据前文研究内容，将邵氏交游圈的话题归纳为熙宁变法话题、辞官隐逸话题、闲适安乐话题、先天易学话题、邵雍轶事话题五个，并对其简要阐述。同时，结合现代传媒理论将以上话题的传播方式分为教育传播、文学传播、人际口语传播、族群式传播、非语言符号系统传播五种，并辅之以图表加以说明。 本文创新之处是： 其一，以“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为研究中心，以交游为切入点，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专题性、系统性研究。将与邵雍产生交往的人物以大体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以邵雍为纽带，建构其社会交游资源网络，从交游层面展现邵雍的性格特征、心态历程、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并进而揭示北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某些特征，这在目前学术界尚无专论研究。 其二，宋初士人的行为与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经济待遇、文化背景、个人心理舒适程度紧密相关，因此，明确宋初士人的整体生存环境对理解邵雍的思想和行为有重要意义。本文从邵雍所处的政治环境、文化氛围、所享受的经济待遇，以及邵雍个人对幸福的定位等方面进行细致研究，试图找出邵雍性格行为形成的内外部因素，这对于全面把握、深入理解邵雍交游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其三，对邵雍主要交游活动进行详细考证。生活经历对心态变化有一定影响，不同时期的交游活动往往因物是人非之故具有不同的特征，与不同个体的交游也因个体行为的差异而表现出极大的相异成分。本文考证中注意结合双方生活经历及心态方面的细微变化，力求使交游活动的再现更加趋于真实。 其四，本文在对邵雍交游活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邵氏交游圈的主要话题及话题传播方式，并以现代传媒的视角进行详细解读。 其五，编制“邵雍交游年谱”。邵雍身经四朝，本文以朝代为阶段，将邵雍交游活动中的重大事件和与主要士人的诗文唱和进行系统归纳总结，以期更清晰、直观地反映出邵雍的生平交游状况。 本文结论是： 其一，宋代政治的文明化、理性化，知识环境的宽缓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士人阶层的意见自由，这是邵雍交游活动的“环境保障”，而他们交游的内容、方式、原则等等，又极大地强化了这种“环境保障”。这种整体上的良性互动，是研究中国传统政治乃至现代政治时均应重视的问题。 其二，邵雍是北宋前期最具“交游优势”的士人之一。这既得益于他儒道贯通的学识和洒脱乐观的人格魅力，更得益于他始终外于体制，却又内在地融入体制的处世形态。终生不仕，自外于体制，对邵雍来说并非“理性的疏理”，而是天然的个性使然；而对体制的“自觉融入”，则是对宋初太平政治，对宋初政治的文明化、理性化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拥护。 其三，邵雍与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广泛交游，是北宋“举世重交游”的缩影和范例，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交游中的“学问和诗文并重”、“儒释道并重”、“义理”重于“章句”、人品重于功业等等。 其四，邵雍交游最活跃的时期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熙宁变法”是邵氏交游圈中第一话题，邵雍与司马光成为熙宁时期在野士大夫心目中的“二贤”，即“意见领袖”，而邵雍事实上更成为在野政治集团的精神导师。因而，“邵氏的交游”是研究熙宁变法时必须关注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