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困境,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过度使用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排放出的大量的温室气体使全球气候出现了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治理模式扎根于对气候变化的认知视角,本文试图通过公共产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两种视角来分析气候变化,并选取具体案例来分析之。气候变化是气候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和人类活动外部性综合作用的产物。公共产品是可以供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气候稳定具有公共产品属性,这也是为什么一直被“过度使用”。外部性是指一个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另一个行为主体所产生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外部性的产生是由于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偏离。外部性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更表现在人类的总体活动中。相比较于国内政府对于权威和价值的有秩序分配,国际无政府状态加剧了公共产品困境和外部性困境对国际社会提出的挑战。中美两国有着良好的合作历史,也有着现实的矛盾与分歧。中美两国携手合作的原因包括(1)中美双方都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中国水资源的严重危机和美国的高温天气带来的灾害无不昭示,中美两国基于共同利益必须对此做出反应。(2)中美气候合作能够给双方带来的收益也是双方进行合作的驱动力,这些收益不仅包括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更重要的是国家战略层面的收益。奥巴马政府寻求发展新能源、清洁能源和节能产业以增加就业,发展经济,重塑国家形象,可能最终寻求“能源独立”；中国承担责任不仅仅是国际社会的压力,也有中国自身的利益诉求,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给中国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中国政府必须正视环境状况和经济发展本身的要求。中美两国良好气候和能源合作历史并不回避双方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减排目标上、技术转移和资金支持及适应政策上,最终体现为对“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理解差异。由于双方的矛盾是具体的、普遍的,而非特殊的矛盾,因此无法从根本上影响双方之间的合作,实际上,中美两国的合作项目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文章最后选取中美气候合作伙伴计划和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两个案例来具体体现中美两国的合作与博弈,不难发现,中美两国的合作伴随着不可回避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