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费孝通,1948）。人类社会的传统节日在世代传习之中,构成了人类文化谱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逐渐凝结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21世纪以来,以中国春节为主题的纪录片蓬勃发展,纪录片这种媒介形态大规模参与到构造春节文化记忆的过程中。中国春节纪录片的研究中,存在着民俗学和社会记忆这两种研究视角。民俗学视角重视研究传统节日的符号和意义系统,却不太重视研究节日记忆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社会记忆视角集中于考察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如何影响记忆的过程,却不太重视研究权力运作过程中的记忆符号和意义系统,使得社会记忆更多呈现为一种政治强力控制的官方记忆。文化记忆,在扬·阿斯曼看来依托于“制度化的符号和意义”,这种文化记忆赖以存在的“制度化的符号和意义”背后尽管也充满了权力关系（不仅仅包括政治权力,也囊括了资本权力和技术权力在内）,但是与“符号权力”联系更紧密。现有的春节纪录片研究对于传播媒介建构文化记忆过程中的“符号权力”机制甚少关注,故而,本研究通过对春节纪录片这一经验材料的挖掘,深入探究文化记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具体关注以下研究问题:权力如何通过春节纪录片这种媒介构造春节文化记忆?春节纪录片文化记忆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关系体现出何种权力运作机制?春节纪录片文化记忆依托的影像符号和意义系统又折射出何种权力运作机制?针对这些研究问题,本文选择了批判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因为涉及到特定媒介（纪录片）所构造的文化记忆问题,媒介背后的权力机制是本研究的焦点,为了在文化记忆、媒介与权力之间建立关系,本研究试图在批判传播学理论视角中寻找到权力经由媒介塑造文化记忆的理论资源。批判传播学汇聚了诸多学科的思想资源对现代传播媒介的文化生产展开分析,这些不同学科思想资源汇聚到一起构成了一种理论的勾连,既关涉到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对媒介商品和文化的塑造,又关涉到中观的媒介内容生产者对媒介商品和文化具体生产制作的影响,同时又兼顾到微观的媒介文本内容的分析。本研究正是利用批判传播学的这种多层次视野展开媒介文化记忆生产过程和内容的批判分析,既可以考察宏观层面政治经济结构力量历史性变迁过程中春节纪录片的变迁,又可以考察中观层面春节纪录片文化记忆生产者权力,还可以考察微观层面春节纪录片的文本内容。为了对春节纪录片文化记忆背后的权力机制展开批判性话语分析,本研究采纳了定性研究方法,从众多中国春节纪录片中选择特定的典型个案加以深入研究。宏观层面,本文通过对影响春节传统文化和春节纪录片的社会历史结构性背景加以分析,试图勾连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性转变、春节纪录片的变化与春节文化记忆结构的转变,从而在宏观层面上阐释春节文化记忆本身所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春节纪录片的文化记忆在政治上摆脱了“革命记忆”的束缚,进入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大众文化记忆”时期。中观层面,本文探究了“谁在生产春节文化记忆”的生产者权力问题。研究区分出“有形的手”这一政治记忆主体与“无形的手”这一市场记忆主体、“非人行动者”这一技术主体,阐释了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受众权力和技术权力各自作为春节文化记忆生产力量交织在一起如何共同塑造了春节文化记忆。微观层面,本文立足于春节纪录片内容的符号系统分析。因为文化记忆依赖于特定的符号系统被激活并重塑。政治和资本权力如何通过操控符号系统影响文化记忆?研究引入了皮尔士的符号活动三元模式,创造性地构建起文化记忆符号活动的三元模式,分析权力通过对纪录片中春节文化符号的“中心”和“边缘”化、符号意义的“再阐释”,操控春节文化记忆的记忆形象和记忆阐释。文化记忆还依赖于特定的记忆框架才能稳定并获得意义,这种记忆框架,突出体现在春节纪录片的叙事模式之中。因此,微观层面,本文还立足于纪录片内容的叙事模式分析,试图在政治权力、资本权力、技术权力与春节纪录片的文化记忆框架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研究发现,政治权力主导下的“家国同构”和“对话体验”叙事模式,资本权力主导下的“消费叙事”,在民众个体的春节纪实短视频中越来越表现出立足于节日生活实践“宏大叙事”与“微小叙事”的结合。民众个体的节日“宏大叙事”为“微小叙事”给予坚实的共识基础,同时,“宏大叙事”在建构民族国家认同性时,能够将其纳入一种更高层次的春节文化记忆中,不同地域文化风俗中的春节文化记忆实现交流和对话,不同社会结构中的个体的春节文化记忆彼此被“看见”,中国春节纪录片文化记忆正呈现出一幅对话、交融、多元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