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之后,南美大国阿根廷政局频繁动荡,经济上则陷入了走走停停和危机反复的困境。阿根廷痛苦经历引发了笔者研究的兴趣:为什么这个一度富庶的大国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政治动荡与经济困境两者之间是何种关系? 笔者通过对阿根廷经济和政治发展历史的考察,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以下观点:二战后阿根廷分裂社会中激烈的政治争夺极大地削弱了国家自主性,政府经济政策的实施和调整受制于社会集团冲突而无法适应国际经济变动,因此会陷入走走停停和危机反复的经济困境。 二战后初期阿根廷政治的变革造成了社会集团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庇隆主义运动的兴起将涣散的劳工组织起来参与政治,逐渐造就了一个均衡对立的分裂社会。农牧业出口集团、工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劳工和强大的军方反复进行政治争夺,社会集团政治斗争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的经济决策。石油危机之前世界经济的总体繁荣促成了阿根廷经济的增长;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国际经济环境恶化时,阿根廷经济的调整仍然要受社会冲突的影响而不能及时适应国际形势,结果就是经济依附性的加深和债务危机的爆发。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军队退出了政治舞台,有组织的劳工也被大大削弱,官僚利益集团和跨国资产阶级主导了政府的经济决策,然而这两个利益集团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未能消除政治争夺对于经济运行的持续影响,反而大大削弱了政府对市场调控能力,再次加深了阿根廷经济的依附性。新自由主义改革造就的繁荣更多反映了资本投机的收益,宏观经济的稳定也是脆弱的。当国际经济环境再次恶化的时候,阿根廷更加无力阻止国际资本流动造成的金融冲击。 因此,政治化的社会冲突往往会削弱国家自主性,造成政府受到社会集团利益的驱动而无法及时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相反,政治争夺的压制和缓和能够保证政府在决策时的自主性,技术专家如果被赋予经济规划和管理职能,就比较容易对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调整做出稳定的指导。只有根除政治生活中的顽疾,阿根廷才可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成长之路;而这种现实的要求已经不再是“新庇隆”的出现,而是一个法治、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