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政社关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不同的演化阶段,每个阶段都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国家全能主义时期到国家与社会的妥协与渗透,再到“强国家一强社会”的最佳国家—社会关系状态,1政社关系的调整为“市民社会”的萌芽提供了制度空间,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社会组织的兴起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蓬勃发展的社团革命的一种回应。2但值得关注的是,与自上而下成立的社会组织相比,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草根组织更具复杂性,因其具有资源不足、组织化、专业化程度低等脆弱性特征而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采取有效行动化解生存危机成为草根组织的当务之急,如何在对抗与合作之间进行迂回转换成为草根组织所采取的生存策略,这种“曲线救国”的做法能否帮其顺利渡过“生存危机”从而完成转型升级?草根组织如若能够顺利转型,这种迫于生存而促成的政社合作是否有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本文基于对山东某S公益联盟的实证性研究回答了上述问题。一方面,草根组织对于公益和独立性的坚持,导致了内部权力的争夺与外部利益的纠纷,从而限制了联盟的早期发展,使联盟自身的完整性被大大削弱;另一方面,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断调整与发展的背景下,草根组织面临合法化与规范化的转型压力,与政府部门的紧张关系以及与注册组织的竞争加剧更增添了其生存空间的复杂性,正是这种内生困境与外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才产生了草根组织应对生存危机的一系列行动策略,而有限对抗与总体合作的行为特征也是衡量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