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意义的“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问题,近400年来一直为学者及政治家所注目。大体言之,欧美的国家建构学说形成两大流派,一是社会契约派,较多关注“社会”体系；二是国家建构派,则对“国家”体系倾注更多心血,“统治”是其探究的中心点。中国现代学者和政治家有丰富的国家建构思想,但提出系统构架的人不多,而傅斯年是少有的从学术层面阐发国家建构思想体系的学人。傅斯年“国家建构思想”围绕着社会主体结构、中华大民族、国家、文化、政党、经济、国际观等逐一展开,描绘了一幅中国现代国家文明秩序的基本图像,他的“国家建构思想”、国家的功能性制度设计及其建设,在近代学者中显得十分突出,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傅斯年自认一生都推崇社会主义,而他认同的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自由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即社会主义是他的思想发明。在这一社会结构的思想主体中,他年青时曾传播以平等为标识的苏俄社会主义,中年后赞扬罗斯福新政和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政策,将英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社会称之为温和的社会主义。他的自由社会主义的核心是：自由与经济平等。他认为斯大林之后的苏俄因逐渐丧失平等与自由,走向了反社会主义,而民国政权更没有达到他的理想社会目标。傅斯年自由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带有空想成分,而他的国家观却十分现实。他在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上着力尤深。他的大一统思想和正统观念构成其基本的国家观,在强调中央控制(即威权统治)的同时,也在国家治理上希望分权和制约,并视家族政治和权贵资本为国家之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民族存亡之际,他以历史学家的深度论证“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形成其国家建构思想中的大民族观,深刻地影响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思想界,他的民族观成为国民政府的国家政纲,并为后来中国特有的民族思想和政策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的、理论的基本素材。“国家建构思想”中的国民及其文化是基本的元素,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要角之一,傅斯年提出新国民、新文化、新道德、新教育等社会改革(或改造)思想。终其一生,傅斯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社会国家的改造均矢志不渝。他个人在文学、语言文字、民族学、历史学、科学、教育等众多社会文化领域均作出重要贡献。“国家建构思想”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关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思想。傅斯年长期关注社会经济问题,发表了大量的关于经济方面的文章。他推崇工本主义,支持工业化,精准预测中国工业化的重点地域；肯定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对中国及世界经济大趋势有清晰的认识；主张经济平等,发展国营经济,鼓励民营经济,铲除“豪门资本”；提出积极而有效的战时经济对策；就业问题的阐论等。他的经济思想在其国家建构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由于近现代国家关系的全球化(一体化)进程在逐步加剧,任何近现代国家均存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而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国际观常常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性元素之一。傅斯年的国际观在那个时代显得十分突出。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命运与世界局势紧密相关,他对列国的对华态度和政策极为敏感,提出一系列精辟论断,准确预测到中国抗日战争最终转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坚持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国际化的理论基础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傅斯年具有宏阔的国际视野,他对苏美对峙、苏俄发展趋势、日本战后状态均有精当的论述,其务实和现代的国际观念,成为现代国家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遗产。与此同时,随着他对苏俄社会的深入了解,以及苏俄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严重侵害,傅斯年对苏俄社会主义展开了严厉批判,其阐论深邃。在“国家建构”的思想界面上,傅斯年是一位标杆性人物,在民国年间的思想家中很难找到这么完整的人物标本。本文对傅斯年与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比较研究还未能展开,理论性的掘进还远远不足,有待未来再论述。我们也期待着有学者关注中国近现代“国家建构思想”这一宏大主题,汇总一百多年来此专题的基本历史文献,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