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的腐败是政治肌体的顽疾,是世界各国政府治理的焦点。对公职人员经济收入进行查核与控制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视为衡量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坐标,有“阳光法案”之称。通过财产申报,社会公众和政治系统可实现对官员的“非暴力制度控制”。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萌发了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的制度预想。在随后的实践中,这种设计被本土化为“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从1995年到2010年,中央层面先后出台了 5部有关的制度规定,逐渐形成了覆盖家产与家事情况的制度架构。但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过去较长时间,该制度的设计理念与执行效果之间存在巨大落差,流于形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屡见不鲜。有些官员视报告制度为“纸上谈兵”;有些官员被动申报,消极懈怠,少报、漏报,敷衍搪塞;少数官员心存侥幸,隐匿不报。制度的监督防范功能未能妥当发挥,社会评价整体偏低。中共十八大以来,新的领导集体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疾风骤雨般的雷霆手段,将反腐正风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也走出停滞状态,顺势突破,成为执政党建设、吏治整顿和防腐反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借鉴西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经验,该制度要获得成功,必须打通申报、核查、公开三大环节。十八大以来,改革发力,事项报告制度在申报和核查两个环节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一是报告制度的内容突破,范围更全,从关注家产到包含家产与家事:主体更广,从高层领导到副处级以上官员全覆盖。二是情况查核的执行突破,查核趋实,从形式查核到高比例查核;惩处趋严,从一般训诫到强威慑力的职务变动。三是改革突围的策略突破,把握重点,做到了逢升必查;规避难点,新老划段,新晋必查。但是,与改革的理想模型相比,制度建设距离最后的公开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的纵深推进遭遇了官僚系统惰性抵制、过往行为追溯、风险隐患担忧等现实梗阻。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出于平衡各方、循序渐进的原则考量,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的后续完善有必要在技术环节继续发力。通过梳理该制度的改革进程,中肯评价其得失进退,可以为理解当下中国的宏观改革提供个案管窥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