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意义上的“红色经典”，主要指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性叙事进程中独具中国特色的审美表述形式，它为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合法性的形象认识依据，它所确立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为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了文化认同和审美感知。　　在“红色经典”文学中，阶级性被强制性地、不容置疑地被定为人的本质属性。模式化、集中化的处理方法赋予小说人物政治灵魂，使其成为为政治服务的模板。这种政治理性遮盖个体人性的处理方法造成了作品中“人”的失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冲突。有强烈目的的艺术处理手法，也导致“红色经典”文本一定程度的历史虚构性，人物丧失“人”的真实主体性。　　“红色经典”文学产生于政治文化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中和工农兵话语权的诉求下，它是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社会主流意识的话语表述。特定的政治、文化体制也意味着“红色经典”文学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审美文化中，如英雄形象期待和大众文化倡导。“红色经典”文学同时也所反映出丰富的审美文化，如民俗文化、地域文化和语言文化。　　“红色经典”文学创作遵循主旋律化原则和现实主义的原则，服务国家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表现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采取二元对立的手法，以英雄人物为主体，以反面人物来衬托。叙事方式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在不同的叙述视角中将整个故事搭建并丰富起来，坚持还原历史的叙事本质。　　“红色经典”文学的史诗性主要表现为以革命史实作为叙述主题，试图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以证明现实的必然性和历史变化的正当性。史诗性首先体现为宏大的叙事体式，如开阔的人生命题、重大的历史题材、巨大的架构规模。其次体现为崇高的英雄基调，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高昂的拯救情怀。再次体现为理想的超越之态，立足现实，洞穿历史，实现历史真实的超越和民族文化的重建。　　“红色经典”文学的现代性表现在其文本改编的重构和建构上，被植入了更多现代化气息。原作中所蕴含的审美观念在现代性扩张中也逐渐发生了异化，如从“非人化”到“泛人性化”、从“阶级文化”到“共享文化”、从“革命主线”到“突出情感”。以“去教化”主义和去精英主义为解构策略来戏说英雄人物，是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一种解构，这种解构行为充分反映了现代人精神信仰的缺失，印证着审美走向欲望化、肤浅化、娱乐化的事实。　　“中国梦”寄托着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强国富民的共同愿望，是民族复兴之路。党和人民借用“红色经典”文学缅怀英雄、不忘历史，体现着极高的民族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因此，“红色经典”文学的当下价值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复兴的需要、道德理想树立的要求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