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和钦系清末民初游走科学、教育、军政界、实业界的新型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的三个历史阶段中，传教士学术传教和洋务运动技术引进两个时段，“科学的中国化”实践仅局限于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中日甲午战争后，面对日渐式微的国势，一批脱胎于中国传统士人的先知先觉者，开始将眼光转向西方科学，西学东渐遂进入科学启蒙时期。这一时期，这批先知先觉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科学传播的主体，传播的内容亦逐渐从科学知识，扩展到科学知识与科学传统、科学思想等并举，即他们通过科学研习、科学翻译、科学教育和科学实业等策略或路径，实现“科学的中国化”。在这类新型知识分子中，除人们所熟知的戊戌改良派人士外，还有一批被历史烟尘湮没的士人，他们自觉地放弃科举，改业科学，为实现“科学的中国化”而筚路蓝缕，惨淡经营，虞和钦便是其中的最具代表者。“历史是由个人活动构成的，所以人们研究历史总是离不开人物的研究。”科学史研究，自不例外。就国内而言，科学人物的专门研究大都集中在中外主流的科学家群体，而对清末民初时期这批脱胎于传统士人，敢于弄潮，且致力于科学中国化实践的先进知识分子，除杜亚泉等少数人着力较多外，而其它的则少有关注。就虞和钦而言，要么是一般性的史料搜集，要么是其它研究中略有述及，而系统的专题研究则是阙如。本文围绕虞和钦科学中国化实践的中心论题，总体上遵循先西方科学知识传播、后西方科学传统移植，先科学实践、后科学思想等写作思路，采用文献解读、文献统计、史料考证与分析、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以档案文献等零次文献，以及著作、文章等一次文献为研究的基本依据，在考查虞和钦的生平与著述、科学中国化实践的背景与同道的基础上，从其科学知识传播、科学传统移植、科学思想阐释等方面入手，分析他在“科学的中国化”实践中的贡献及特征，明确他在中国近代“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大潮和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应有历史地位，在为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为这一时期脱胎于传统士人的“非主流”科学人物研究模式提供一个范例的同时，也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研究积累或厘清史料，为科学史的发展提供新的素材。全文共分为7个部分：绪论部分概述论文的选题背景、相关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与思路、研究难点与学术价值。第一章、第二章分别对虞和钦的生平、著述情况，科学、实业之外的从政、从军经历，以及他科学中国化实践的思想观念基础、社会背景和一些志同道合者进行综合介绍，以期为分析和评价虞和钦科学中国化实践的贡献和特点提供基础。第三章重点从科学基本理论译述、科学术语与科学名词阐释、科学命名法制定等方面考查、分析虞和钦对传播化学知识的贡献，同时也简单地介绍、分析他在地质学、气象学方面的一些奠基性工作和思想。第四章主要从组织科学团体、创办科学实业、主编科学期刊，以及充任理科教员、编译科学教材的科学教育实践等方面，介绍、分析虞和钦的西方科学传统移植工作。第五章主要介绍、分析虞和钦的两种理学——西方科学意义上的理学和加入不少西学思想，尤其是西方科学知识的性理学——思想：前者是他对科学技术的解读与思考，后者是他对中国传统理学的继承与发展。结语部分主要是在全文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虞和钦科学中国化实践的特点，进而客观地给出虞和钦及其科学中国化实践活动的历史评价：虞和钦是19、20世纪之交由传统士人转变为醉心科学的新型知识分子，并与同时代的其它新型知识分子一道，取代西方传教士而构成20世纪初科学中国化实践的一支重要力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鸦片战争以来科学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的心理距离，提高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效率。他尽管还称不上严格的（即社会学意义上的）科学家，然而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呕心沥血，以其孤特的方式促进了西方科学知识及科学传统在中国生根。他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时期的弄潮儿，是中国近代化的推波助澜者，但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他的那些“中国第一”在一般书刊中鲜有提及，其科学、实业、教育等科学中国化的实践活动自然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以致他未能像任鸿隽、吴承洛等后来留学欧美的第二批新型知识分子那样，为后世所熟知。不过，虞和钦在近代科学的中国化实践中所从事的那些工作，尤其是那些开创性的工作，无疑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具有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