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的一种重要途径。但由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缺乏国际经验和竞争优势,这也导致了在一些缺乏有效监管的国家投资经营时,更容易掉入腐败陷阱,借由制度的漏洞开展非市场行为,从而达到绕开投资壁垒、减少制度摩擦、降低进入成本的目的。但从长远来看,腐败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润滑效应”难以长期维系,恶劣的市场环境必将威胁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阻碍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东道国政府监管质量作为衡量一国制度水平的重要指标,既影响着腐败,又影响着来自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成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本文系统地将监管、腐败这两个体制因素从概念上联系起来,探究东道国政府监管是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基于东道国腐败的中介效应视角,以2003-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为样本,采用非线性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东道国政府监管通过东道国腐败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东道国腐败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腐败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影响;东道国政府监管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效应表现为抑制,这体现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性”,即偏向于投资政府监管较弱的国家和地区;东道国腐败在东道国政府监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加强东道国政府监管力度能够通过降低东道国腐败程度而促进来自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并且腐败的瞬间间接效应随着东道国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强而递增;提高法治水平也能够通过控制腐败促进来自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且随着法律法规越来越严格,瞬间间接效应也逐渐递增。本文的启示在于,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的过程中应当警惕腐败带来的制度风险,建立健全适合自身发展的规范管理制度,“有所为,有所不为”,强化合规风险管理,建立科学有效的反腐败制度体系,确保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稳中向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