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女性主义兴起于18—19世纪的欧美国家，并先后经历了三次浪潮。这期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总体来说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提高。女性的第二性地位是如此的普遍，如此的持久。在这样一个跨历史跨文化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中，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观念上都处于同男性不平等的地位上。男权思想认为，这种“男尊女卑”不仅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也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它是自然形成的；但女性主义者却不是这样认为的，她们认为这既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因为它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建构起来的。　　 因此，从建构方面来探讨女性的主体性是十分必要的。其中，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对女性主体的论述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其中的原因当然是与女性话语在历史上长期被压抑的状态密不可分的，同时也是由于女性主义同福柯一样都非常重视话语的作用，即都对产生和维持话语权力的机制极其看重，并且同时都强调在边缘话语或未知话语中蕴含的潜能——一种挑战的潜能。所以，福柯的话语就是权力的理论就为女性主义斗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场所，这个理论也同时成为女性主义改变自身的一种新的武器，而话语和主体建构的关系，则为女性主义找到了一条重新塑造女性主义的道路——那就是适应和改造话语。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女性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主要论述了女性“性别”的生理决定论和女性“性别”的社会建构论；第二部分：话语权力”理论下的女性主体建构。这一部分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论述：首先是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背景；其次是话语、权力与主体；再次是“话语权力”理论对女性话语主体建构的启示；第三部分：福柯话语权力影响下的女性话语主体建构的反思。其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反思，一方面是女性主义的非政治化倾向；另一方面是女性主体性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