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投资既促进了经济发展又随经济发展而高涨。但由于受到资源、需求等因素的限制，随着过快的投资增长，不少行业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投资过热”现象，企业进行盲目的投资使资源不能得到优化配置，大量的资本沉淀在产能过剩、盈利能力恶化的领域。我国上市公司具有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转变为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国有股居于主导地位，并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同质性”，银行贷款是负债融资的主要来源，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控制过度投资行为，协调各相关利益者的权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然而，目前关于负债对过度投资控制作用的研究，忽视了银企关系变化、我国各地金融市场化进程不一致等影响因素。因而，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银行持股以及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考察银行贷款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控制作用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本文选用2003年-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性质、股权异质、控制权配置、银企关系变化等特征以及地区金融深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为研究背景，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大股东控制、银行持股、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银行贷款之于过度投资控制作用的影响及其具体途径进行了影响机理和实证检验分析。最后，正对本文实证分析结果得出结论，并提出治理企业过度投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政策建议。　　通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银行贷款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具有显著的控制作用，且短期贷款比长期贷款对过度投资的控制力度更大。这种控制作用受股权性质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对银行总贷款之于过度投资的控制作用的增强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是有效的，并显著增强了短期贷款的控制作用；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是弱化的，仅增强了长期贷款的控制作用。当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时，与非银行持股公司相比，银行持股公司的银行贷款对过度投资的控制作用更强，深入分析，发现银行持股提高了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控制作用，而在国有上市公司，仅长期贷款的控制作用得到增强。随着金融改革深化，上市公司（主要是非国有上市公司）中银行贷款（主要是短期贷款）对过度投资的控制作用随地区金融发水平的提高而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