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论文以盛中唐时期的禅学流变为背景,以王维白居易为代表,侧重探讨禅学变迁对诗歌创作产生的影响。全文共三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概述盛中唐时期禅宗的发展状况,对禅宗的分化和禅学思想的流变做了一个简要的梳理。五祖弘忍圆寂之后,他的两位弟子神秀和慧能分立门户,禅宗历史进入“南能北秀”的时代。由于北宗地处唐朝的统治中心,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因此,地处相对偏远的南宗此时还难以与北宗相抗衡。随着南宗的发展壮大,慧能的弟子神会向北宗发起挑战,以确立南宗的正统地位,南北禅开始了“并立争雄”。安史之乱之后,北宗与神会为代表的南宗菏泽一派相继衰落,而以马祖道一为首的南宗洪州禅却异军突起,最终以其自然适意的新颖禅风“一枝独秀”,大盛天下,禅学思想至中唐发生巨变。这一变化的主要表现是:不同宗派在对人心与佛性关系这一禅宗基本命题的阐述时产生了不同的思想倾向。从北宗的“修心成佛”、初期南宗的“即心即佛”转变为洪州宗的“非心非佛”,人心与佛性之间的鸿沟终于在马祖道一手中得以消解。既然人心与佛性没有差异,那么在修行上北宗的“渐修”与初期南宗的“顿悟”都显得多余,因此洪州宗提出“无修无念”。在成佛的终极目标上,洪州禅也否定了对北宗“清静之体”和初期南宗“空寂之知”的追求,在“平常心是道”这一命题中真正实现了无所求的自适自在。通过对盛中唐时期禅学流变的梳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禅宗发展的倾向正由玄妙神圣的殿堂走向凡间的芸芸众生。第二章主要阐述盛唐禅学背景下王维的诗歌创作。王维所处的时代正是南北禅“并立争雄”,王维并没有因为这一门户之争而排斥一方,而是对两派的思想兼收并蓄,将两者融合在他的禅学思想之中。诗歌是诗人思想情感的载体,因此,禅通过主体诗人必然会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本章从诗法(即诗歌创作中的表现方法)、诗意(即诗歌内容)、诗境三个方面探讨王维诗歌创作与禅的关系。诗人采用“以色写空”、“以动写静”的创作手法来表现自然山林中的禅悟禅悦,以刹那即永恒的时间意识和心外无世界的空间意识构建出清绝出尘的刹那美境。正是禅宗的思维方式以及禅宗美学的渗入,成就了王维独特的诗歌风格,王维的诗歌也成为诗禅完美融合的典范之作。第三章主要分析中唐禅学巨变对白居易诗歌创作带来的影响。白居易处在洪州禅的大盛时代,因此,洪州禅学思想对他的浸润颇深。洪州禅法与以往的禅法有很大不同,以“平常心是道”为中心,洪州一派的思想从自我约束自我调整(北宗和早期南宗的思想)转向了日常生活的自然适意、随心所欲。于是,白居易将禅融入了家居生活,在日常的普通生活中实现了禅意人生。禅风的巨变不仅影响了诗人的生活方式,还给诗歌创作带来变化,使得白居易的诗歌呈现出不同于王维的独特个性。在创作方法上由王维的含蓄内敛变得明白晓畅,诗歌内容不再局限于清静的自然山林,而是描写具体的日常生活、丰富的情感体验,在诗歌中构建出如家居小园般亲近的日常闲境。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诗禅的本质做一个简要的探讨,笔者认为正是诗家和禅家对生命自由这一人生终极目标的共同追求,才使得禅与诗的结合变得更具内蕴和魅力。禅学对中国古代诗人创作和理论的影响深刻而普遍,王维和白居易只是其中的代表,在他们身后有着创作倾向相似的作家群,通过对个体的探讨,在对比中揭示禅学变迁与诗歌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这不仅有利于推进诗人个体研究,而且对于揭示诗歌发展的内在规律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