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紧张以及由此而来的医患矛盾和冲突,已成为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难题和民生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极为复杂,但从一定意义上说,与目前人们对生命伦理中尊重自主原则的不当理解有关。人们常常误以为尊重自主原则是生命伦理学中至高无上的原则,没有获得病人或家属的同意和签字,就不予治疗或抢救,几乎成了临床医疗伦理决策的行规,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片面强调尊重自主原则的有效性。因此,重新审视被尊为无上权威的尊重自主原则,和被废弃已久的基于仁爱和有利原则的医疗父爱主义,尤为必要。我国医学领域中的道德问题频发,颇为盛行的西方规范伦理学主导下的现代医学伦理学,并没有为中国医疗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途径。在借鉴西方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应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合理的资源和传统,为解决当代中国医疗实际问题提供有效指导。发掘和阐释中国传统医学伦理中的父爱主义思想资源,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古代医学伦理具有深厚的父爱主义传统,它的产生和内涵都受到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影响。本文对中国传统医疗父爱主义思想的实质、道德基础、发展演进以及实践价值进行考察。认为儒家仁者爱人的基本价值观念和父权至上的家庭伦理是传统医疗父爱主义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医学伦理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将医患关系类比于父子关系,父爱主义始终是医生从事医疗活动的基本观念,这是在中国悠久历史传统中所孕育出来的医疗观念。通过梳理医疗父爱主义历史发展过程,本文认为中国传统医疗父爱主义的发展包括三个主要时期：一是古典医德时期到两汉。第一次提出以人为贵,确立了传统医家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的行医伦理原则,并有了关于医生在医患关系中处于权威地位的论述。这是中国医疗父爱主义思想的形成期。二是魏晋至唐代发展时期。由于儒释道三教共同影响,除了儒家仁爱思想外,道家关注个体自由、佛教无伤及普同一等等伦理观念更是浸蕴到了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当中。患者地位有了提高,强调尊重患者、一视同仁的内容在此时的医学伦理规范中逐渐增多。三是宋元明清的理论完备时期。医学理论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走向综合和更加完备。一切为了病人最佳利益,医生有必要代替病人做主的父爱主义思想也随之成熟。在纵向梳理医疗父爱主义发展历史的同时,本文尝试对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主要医家医著中的父爱主义思想进行挖掘,考察其思想特点、对古代医者医德医风进行阐述,试图从中整理出父爱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表现和主要特征中国传统医疗父爱主义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医者从病人的最佳利益出发,一切为了病人的利益；第二,不顾或拒绝病人的自主权,为病人做决定。古代医学强调“无伤也,是乃仁术”；“医者父母心”。这两句箴言体现了医疗父爱主义传统的实质。医学定名为仁术,要求医以活人为务,以仁爱为原则,一心赴救。“医者父母心”,则意味医生对待病人要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同时赋予医生父母般的代替病人作决策的权利。在医疗实践中,只要医生认为对患者有益,就可以进行治疗。即使病家反对,医生也应劝服。父爱主义还意味着患者个人的权利可以靠医生的良知来保障。中国传统医疗父爱主义以“医乃仁术”为道德原则,以“医患互信”为基本要求。“医乃仁术”的主要规范包括同情体贴病人,认真负责,言行端正,不辞劳苦,不图酬报,清廉正直等方面内容。价值观念则包括人的生命神圣价值、医者主体的自律观和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等内容。中国的人际交往诉诸道德而不是法,人与人之间重视的是承诺,“医患互信”对医者道德修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医者的任何医疗决策应该是对患者有利而不是其它目的,这才是符合道德的,也只有如此,患者才会真正尊重,信任医生,将自身健康托付给医生。本文尝试在重要问题上寻求突破：一是探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知情同意思想。针对普遍认为中国传统医患关系是“沉默历史”的观点,通过大量史料来论证古代医生告知义务,包括告知方式与告知对象,并分析在医疗决策中由谁来作出决定的问题。本文认为,医疗父爱主义思想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占据主要地位。医生能够在某些情况下不顾病人的意志采用医疗方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传统医患关系的唯一模式。在古代中国,还有着另外一种医患关系模式与医疗父爱主义同时存在。这就是基于家庭主义基础上的尊重病人传统。这种传统以中国父子人伦亲情伦理为思想基础,在医患关系中,表现为医生尊重病人家庭的意见,病人的家庭可以在医患决策中起到决定作用。这种模式对于忽视病人自主的医疗父爱主义思想,是一种补充和超越,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当代医疗实践之中。二是分析医疗父爱主义传统的当代价值。现代基于尊重自主原则的医疗自由主义遭遇许多困境,发掘基于有利原则的医疗父爱主义自然成为人们的可能选择。一方面,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下,医疗父爱主义究竟是否具有预想的意义和价值,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为什么具有这些意义和价值等等,都需要作出合理的回答；另一方面,医疗父爱主义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忽视现代社会所珍视的权利等,也必须给出现代性阐释。本文认为,只有通过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限制,才能有效地发挥其积极意义。这就要求我们探讨如何规约医疗父爱主义,使之具有道德合理性。从先贤的论述中,可以解读出许多与我们今天所要构建的医患和谐观念和价值。从现代中国医患现实问题出发,考虑目前的医疗现状,在坚持病人利益的基础上,实行“合理医疗父爱主义”,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