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碳排放强度不仅一直高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高总量和高强度的碳排放不仅面临国际减排的巨大压力,也威胁着中国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为有效控制碳排放,中国政府向世界承诺到2020年和2030年碳排放强度将分别比2005年下降40%-45%和60%-65%,不仅体现了作为负责大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担当,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型的决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优化碳排放在地区间的配置对降低碳排放总量和强度非常重要。但是在财政分权的激励下,分割市场可能是地方政府的占优策略,从而扭曲了碳排放在地区间的配置。不过,分权利用了地方的信息优势,带来的经济效率提升,又会降低碳排放强度。这就需要在分权与集权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充分利用分权的好处,有效规避分权的坏处,从而促进碳减排。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在审慎测算中国省际碳排放并分析其空间分布的基础上,研究了财政分权、市场分割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问题,证实了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最优财政分权的存在,揭示了“分权-分割-碳排放”这样一个作用机制,剖析了市场分割对碳排放强度的长期影响及其造成的碳排放配置效率损失。本文的主要工作及研究结论如下:首先,细致测算中国省际碳排放并分析了碳排放的区域差异与空间关联特征。通过细致整理1997-2014年除西藏外的30个省份的地区能源平衡表,采用IPCC(2006)的方法较为全面的测算了各省份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利用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和泰尔指数三种互补的不平等测度指标分析了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中国省际碳排放强度存在较大差异,碳排放在地区间存在配置扭曲。利用修改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并解构了中国省际碳排放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结果显示,中国省际碳排放具有一定的空间关联,碳排放的空间关联网络可以划分为净受益、净溢出、双向溢出和经纪人四大板块。其次,证实了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强度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U型曲线关系。理论上,财政分权对碳排放强度同时产生了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并且边际效应是随着财政分权度变化的,因此就有应该存在一个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最优分权水平。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财政支出分权还是财政收入分权都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具有稳健的U型曲线关系,即使考虑了空间交互效应也不改变这一实证结论。从样本期间各省份的平均财政分权度来看,所有省份的支出分权度均高于最优值,大部分省份的收入分权度低于最优值。从样本期间观测点占比来看,高于最优支出分权度的观测点占87%,低于最优收入分权度的观测点占60%。对于碳排放强度控制而言,存在支出分权过度与收入分权不充分的问题。第三,揭示了“分权-分割-碳排放”的作用机制。财政分权是导致市场分割的制度根源,市场分割阻碍了碳排放在地区间的有效配置,因此,就应该存在“分权-分割-碳排放”的作用机制。通过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证实了市场分割是财政分权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传递渠道。由于市场分割是财政分权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传递渠道,并且对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是负面的,因此就可以通过观察不同财政分权水平下市场分割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来捕捉分权的底线。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结果发现,市场分割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基于财政分权的双重门限效应。当财政分权水平处于低区制和高区制时,市场分割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较强,而财政分权水平处于中间区制时,市场分割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较弱,表明市场分割是决定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强度U型曲线形态的重要因素。最后,剖析了市场分割对碳排放强度的长期影响及其造成的碳排放配置效率损失。理论上,市场分割可能导致企业选择“坏的”生产方式从事生产,从而直接提高碳排放强度,市场分割造成资源配置扭曲,从而间接提高碳排放强度。在动态分析框架下,证实了市场分割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持久的负面影响,并且影响强度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在全要素碳排放效率框架下,基于固定效应面板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分割造成了碳排放配置效率损失。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主要从宏观及制度层面提出政策建议:一是在现有分权体制框架下,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中央政府应该在财政支出上适度集权,在财政收入上适度分权,建立起一个面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最优财政分权制度安排。二是在向地方政府分权的同时,中央政府应该同地方政府建立起保持区域共同市场运行的正式约束规则,打破地区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实现碳排放在地区间的优化配置。三是改革政绩考核制度,建立绿色政绩考核办法。市场分割和环境污染的根源是财政分权下“为增长而竞争”的有偏的考核激励机制造成的,需要适当调整并逐步建立起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四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降低经济发展对能源的过度依赖。推广清洁生产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高排放产业占比等都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