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陪都所在地,是大后方的政治与经济中心。机制面粉工业是近代中国第二大民族产业,又是最基本的粮食加工业之一,它的发展关系到市民的温饱问题,战时更起着维持公教民食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坚持持久抗战必不可少的产业。战前重庆成立的机制面粉厂有新丰、先农、岁丰和复兴四家,其中尤以复兴面粉厂对重庆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贡献最大,但限于发展时间短,市场与消费不足等原因,至抗战爆发前,重庆的机制面粉工业发展缓慢,远远不能和沿海及中部诸地区的机制面粉工业相提并论。抗战全面爆发以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与交战区域的扩大,大量人口、企业和政府机构内迁,许多迁至重庆地区,促进了重庆地区经济的发展,作为重要行业之一的机制面粉工业也在此一时期得到快速发展。战时重庆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原有机制面粉厂的扩大,二是内迁机制面粉厂的重建,三是机制面粉厂的新建。其中新建的机制面粉厂又分为大厂与小厂两种,大厂多于抗战初期成立,而小厂则多是因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机制面粉工业的统制而出现,具有数量多、规模小、投资少等特点。抗战时期重庆地区机制面粉工业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抗战时期重庆特殊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内迁的人口和需求刺激了面粉行业的发展,机器设备和物料的供应也使得新建面粉厂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是由于重庆独特的政治地位,作为战时首都所在地,对企业有一定的吸引力,国民政府的统制政策虽然阻碍了大厂的发展,但客观上却使建立小型面粉厂成为潮流。抗战时期重庆机制面粉行业的发展保障了重庆地区的公教民食,维持了社会稳定,为抗战胜利的到来作出了贡献。但众多的机制面粉厂也造成当地面粉产业产能过剩,给战后重庆机制面粉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