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是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意识形态一旦被统治阶级和国内民众普遍接受并深切认同,必将在该国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从而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在内容上表现为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一整套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并且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充实和提升,逐步在广大民众中形成最大范围的认同效应,在国家政治安全稳定状态能够得以长效维持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与此同时,国家的安全观念也是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指引,在安全领域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起共同构成了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在共生发展中对于国家安全利益的维护同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地位是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长期斗争中逐渐确立的。新中国之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思想政治领域、经济结构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展开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整顿、改造和建设,从而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中国主流意形态的根基。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和中外经济贸易交流得日益频繁,在国内,社会利益阶层开始分化,国民价值取向也逐渐多元化;而在国外,美苏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得以终结,由此导致国际范围内原先较为激烈的意识形态博弈相对平静下来。在这些国内外因素的双重影响下,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曾一度存在的紧张局势开始趋向缓和,于是,在国际交流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这无疑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国家不再重视意识形态问题,相反,对于西方的"和平演变"与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防范和反击不逊于建国初期,不管是执政党的管控方面,还是民众的思想教育方面,抑或是国家的安全机制方面,国家领导人从未放松过。换言之,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轨迹受到了国内外安全氛围的极大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脉络走向也深受侵染,其所面临的威胁挑战、所存在的各类分歧、所突显的主要问题无不是国家政治安全机制建设应着力解决的要务所在。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军事安全才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因此,世界强国纷纷大力发展军事力量,甚至不惜进行军备竞赛,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样的传统安全理念诱导下爆发并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恐慌和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种相对保守的安全观念依然存在于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和其它大国之间,直至"冷战"终结,当和平与发展成为全世界的时代主题之后,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之时,以政治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才逐渐得到众多国家的重视和关注,我国正是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新的安全观。进入21世纪,在互联网的裹协之下,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和较量从经济领域延伸到了意识形态领域,从而演化出了倍受瞩目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如此一来,主流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观息息相关,互利共生于国家政治安全领域。事实上,国家政治安全才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政治安全的有效维护与安全机制的全面构建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安全和人民安全。如果政治安全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那么,国家安全利益也无从谈起。而政治安全利益的核心在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主流意识形态又与国家的安全观念共生发展,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观念上层建筑的支柱。对于这两类观念形态共生关系的研究,我们查阅了自建国以来的相关重要文献,对这一研究主题进行了较为细致地剖析,既分析它们的发展走向和发展威胁,也总结它们的历史经验和问题表征。此外,对两大观念形态的共生关系进行了国家利益的解析,从而为后续的重点研究铺设学理基础。在此基础上,本项研究着力聚焦主流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观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二者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中的灵魂作用予以充分地挖掘。最后,我们就二者的共生发展关系进行总结和概括,从而,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治理提供启示性的积极建议。总而言之,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得益于国家综合实力的与日俱增,而综合实力的增强在于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夯实。随着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跌宕起伏,国家"硬实力"得以倍增的同时也同样需要我们的"软实力"能够得到升华,"软实力"的提升则更多的融汇于观念上层建筑领域。在这一领域,又集中体现为两类,一个是国内政治的意识形态及其主流意识形态,另一个是国际政治的国家安全及其国家安全观。这两类观念形态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相当于一个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具体到国家当中,这一枢纽系统能否正常运行,关键在于执政者是否可以很好地以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观这两大观念形态为理论指引去维护其国家政治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