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行动是关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变迁的话语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农村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当下中国的农村早已不是传统封闭的村落,而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共同体,农村集体行动的产生遵循着特殊的逻辑。本文通过对W村4个农民讨薪个案比较研究发现,由于村民个体在性别、年龄、文化水平等方面存在异质性和各个集体行动触发事件在利益受损广度、利益受损程度方面异质性,村民显示出对各个可能引起集体行动的触发事件不同程度的容忍度,这决定了农村集体行动何以可能、何以不能?研究认为:农村集体行动的产生不会遵循着某一个固定的形成机制,而是基于具体村落大能量场和各个集体行动小能量场相互叠加的结果。具体在各个集体行动小能量场中,怨恨、个人理性、社会资本、资源动员、文化传统等影响集体行动形成的变量都有可能成为引发集体行动的核心变量。因此,决定农村集体行动的“爆发”或“蓄势待发”及其结果走向的不是单个能量场的单个变量,而是大小能量场之间叠加共振的结果。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对于各式各样的集体行动触发事件,要改变惯用的打压式管控方法,变独白为对话,要改变行政权力的“不在场”局面,变被动为主动,要改变政府“滞后作为”策略选择,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