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新时期农村全面改革的起点和开端,稳定而清晰的土地权利关系是农村土地要素市场顺畅运转的前提,涉及到我国几亿农民权利和福祉的保障,也是农村小康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政府开展土地确权工作的重要性与任务的艰巨性并存。从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确立全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的任务期限开始,地方各省市级政府纷纷先后立下了工作完成的最终期限和任务书,然而夹杂着各类历史遗留问题、法律界定不清问题,以及理性农民和集体之间的主体“争利”纠纷,土地确权工作实际执行起来困难重重。本文尝试通过引入实践案例,全面展现目前地方农村土地政策执行的基本做法和效果,在简单考察目前土地确权政策执行差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后,着重探讨形成特定政策执行格局的原因。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以我国北方某J省农村土地确权政策的部署与执行情况为例,集中于两个政策背景相似的县级市M和G,围绕两地政府在农村土地确权政策的执行环节,进行了历时性考察和对比分析。本文主体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意义和研究方法,重点对农村土地产权政策执行的研究进行梳理,并阐述了论文整体的逻辑框架。通过对土地产权政策执行的国内外实践和理论方面的综述,本文认为已有基于“弱利益诱导”与“弱政策规制”条件下的分析框架可能存在解释上的不足,尝试从制度和认知视角探索农村土地确权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第二部分引入一个实例,简要呈现了J省农村土地确权的背景历程概况,主要对两个县级市差异化执行状况进行了详细描述。研究发现,虽然两地政策执行的外部环境相似,但实际政策落实的方式手段和最终效果出现偏差,前者行动迅速、态度积极,一定程度上具有冒进的趋势;而后者谨小慎微、行动缓慢,有着消极的倾向。借此也提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和需要解释的现象。论文第三部分集中对上述差异化执行在实际中给土地确权政策本身的推行带来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这也使得,差异化执行对于省级政府而言成其为真问题。以两个县级市为代表,其迥异的政策执行风格和成效,对政府政策的目标、成本、规划和政府公信力,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化解政策执行中出现的类似问题显得尤为必要。第四部分从“制度-认知”视角探究案例地区政策执行产生偏差的原因。县级市作为执行主体面临着制度层面法制环境不稳定、政策内容不明晰以及松散的权力结构,执行主体对上级政策法规、下层村委和民众以及本级政府执行的理解和认知不同,在此背景下,制度和认知之间互动消解了执行体系中的有效性权威,产生了差异化的执行结果。第五部分依据“制度-认知”分析视角提出以硬化制度内容、明确权责体系、强化考核监督、促进交流学习来构建合作型的执行结构,优化执行效果。最后研究认为,制度环境中有效权威的缺乏产生了政策理解的差异,是认知偏差的外在原因;而基于多样化理解的地方实践,又被制度接纳并吸收进来,成为了地方政策执行的结构背景,进一步导致执行纵横结构的松散,使得地方实践过程中制度本身的规范性机制和模仿性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制度-认知”视角下的中心偏差,是客观制度与主体认知在行为实践基础之上的互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