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30日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作为中国当代社会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重大文学会议,它是新时期文艺工作得以蓬勃开展的新起点。这次会议从筹备到议题的选取,都受到了党中央、文艺领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会前,文艺界为如期召开会议铺平道路;会上,就如何处理“十七年文学”遗产问题展开了热议;会后,对会议精神予以传达、贯彻和落实。凡此等等,都使本次文大会与中国当代文艺体制在新时期的再建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开端,它是复杂历史和政治语境下的文学遗留物。在建国三十年期间,如何看待它的影响和价值,文坛、学界仍莫衷一是,有着非常大的争议。在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之后,有关“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定位问题才逐渐明朗化。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是新时期初文艺领域的一场“拨乱反正”大会,它承担了回顾、反思、总结建国三十年文学艺术价值,为新时期文艺发展提供方向指导的时代重任。它的召开过程,与“十七年文学”以新的形态和方式重新参与新时期文艺体制建构有着微妙的联系,它是“十七年文学”在新时期顺利完成“拨乱反正”的发生器和动力源。为了更好地探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是如何推动“十七年文学”在新时期初顺利完成自身的“正名”之路,以此审视“十七年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拟从以下三个维面进行论述:1.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艺体制的正名。“十七年”文艺体制的形成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理性辨证地看待和继承毛泽东的文艺思想。2.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作家队伍的正名。第四次文代会对在政治运动和“文革”中罹祸的“十七年”作家进行了身份的官方认可和肯定,“十七年”作家们也借由此次会议契机,完成了自身身份的“辩诬”行为。3.第四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作品的解禁。第四次文代会以官方的权力,为一大批在“文革”期间被以各种名目划为“毒草”的“十七年”文学作品进行了“解禁”,肯定了这些文艺作品里承载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促进了“十七年”文艺作品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以“重放的鲜花”重新参与新时期的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