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蕙风词话》是况周颐毕其一生心血致力于词学的结晶，体现着他对传统词学理论集大成的智慧。在此部词话中，“重”、“拙”、“大”是核心的词学范畴，也是他词学批评的重要标准，代表着晚清词坛的词学取向，是“晚清四大家”以及“临桂”派词人作词的准则。“重”、“拙”、“大”范畴，由端木埰最先提出，被王鹏运所推崇，况周颐在继承端木垛、王鹏运“重”、“拙”、“大”思想的基础上，同时秉承常州词派的“寄托说”理论，并结合自身的际遇而形成对“重”、“拙”“大”新的界说。　　 “重”、“拙”、“大”具有丰富的词学内涵，洋溢着中国传统士人的人文情愫，是风雨飘摇的时代特点在词学上的印记。“重”是“词心”的真诚流露，它蓄积“厚”于内，而以“沉著”为表征，包蕴着深厚的家国情感、沉厚的落拓情怀以及仁厚的慧心仁术，是词作最基本的感情基调；而“拙”是由赤子般自然真诚的“质拙”以及不加雕饰的“朴拙”表达所组成，它是艺术化的表达，是一种“大巧若拙”的朴拙自然；“大”则是大气象，它是深挚沉厚的“重”之性情体现在词作上进而生成的气象，此气象是传统知识分子人格外化的体现，既有儒家的忠恕伦理观，又有作为“人”应有的精神气格，它包括“尽其在我的执著”和“存其本我的襟抱”，是“雅”之情怀的外化。　　 “重”、“拙”、“大”范畴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又互相攘括的三个范畴，它们之间以“真”作为基点，是词作的情感底色，在此基础之上，“重”是对词总体情感基调的导向，是“词心”饱满之情的流露，指向的是以士大夫为基点的家国之思和修身之道；而“拙”则用质朴的语言表达出“重”之词心，它超脱了外在形式的华美，形成朴拙的表达手法，只有经过“拙”的表达，才能更好地突出“重”之内核，而在“重”之词心和“拙”之表达之后，方能形成“大”之气象，此种气象是士大夫人格在词之气格上的体现。三者相互连接，又相互独立，构成了况周颐词学思想的完整体系。　　 “重”、“拙”、“大”范畴是《蕙风词话》的精髓，它的提山在词学界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在词学史上，“重”、“拙”、“大”的提出开创了人文批评的新视野，况周颐以“重”、“拙”、“大”为基线的作词规范和评词标准，处处彰显着对人文思想的推崇，词话虽主要教人学作词，但也流露着对于词人品格的诉求，流露着极其浓厚的人文思想；“重”、“拙”、“大”的提出，矫正了清末词坛柔弱无骨、空疏的弊病，使词风质实而朴拙；“重”、“拙”、“大”对后世词学影响深刻，此理论被广泛接受，并成为后人评词、赏词的重要标准之一，赵尊岳、唐圭璋等均秉承了“重”、“拙”、“大”的衣钵，并影响到今天的词学界，因此在中国的词学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