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实现飞跃式增长,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其中,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工业总产值从2001年的42452.08亿元快速增长到2016年的511323.48亿元,十六年间增长了11倍,同时我国环境污染事件频频发生。鉴于严峻的生态危机,我国将环境治理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9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意味着产业发展绿色化不是对某地区某行业的要求,而是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的要求。工业化水平提升与环境污染共生已在我国得到证实,那么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梯度转移规律是否在我国重演?值得反思的是,当前我国环境监管仍主要是重点开发地区(往往也是经济发地区),而欠发达地区环境监管成为薄弱环节。如果污染密集型产业存在空间梯度转移规律,那么我国环境监管的重点是治理重点开发地区的同时防范污染转移。因此,本文选择我国31个省份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论文撰写思路:第一部分,本文从污染密集型产业识别、空间转移的测度和转移的影响因素及其环境效应四方面整理文献,并探讨了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理。第二部分,本文使用综合污染密集指数,考察三大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尝试将污染密集型产业划分为重度和中度两个层次分析,避免因忽略中度污染产业导致其规模膨胀进而带来明显的污染潮涌效应;同时借鉴和参考国内学术界的产业转移指标产业平均集中度测量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区际空间演变趋势,测算结果表明污染密集型产业呈现出由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向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转移。第三部分,通过面板模型探讨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并得出结论:在东部地区,环境管制力度提升、技术创新、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促使污染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因素,而在中西部地区环境管制、技术创新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劳动力成本低廉是中西部地区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承接地的重要原因。此外,财政分权无论是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平均集中度提升都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由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第四部分,针对实证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一是加大环境管制力度,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避免因东中西部的环境管制差异而造成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二是完善财政分权体制;三是促动能转换实现产业生态化,以期促进绿色化发展,实现美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