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时代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议题。国际社会为了共同应对气候变暖，先后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一系列国际协议和国际机制，曾经给气候领域的国际合作带来很大希望，但事实证明，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并非易事，《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和执行遇到了极大的阻挠和困难，“后京都机制”的谈判进展缓慢。哥本哈根会议的无力协议、坎昆会议的悄然落幕一再给全球气候机制的谈判进程投下阴影，《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第一期减排承诺即将到期，气候变化领域的全球治理似乎面临着失败的危险。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创建国际机制的理论路径有很多种，其中新现实主义的权力机制观和新自由主义的利益机制观影响最大，本文欲以二者为理论基础来分析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国际机制创设进程中理论预期和现实相“脱节”的现象，以期更清晰地了解影响国际机制创建的深层次因素，更好地反思既有国际机制理论的解释力。　　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机制为何难以创立，其背后的制约因素主要有哪些?气候机制的现状与国际机制理论的理想模型为何会“脱节”?由此衍伸的问题是:国际气候机制谈判的斗争焦点是什么?国际气候机制的发展前景又是如何?　　本文在理论上从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和单元层次两个层面试着解释了当今国际气候机制创设的影响因素，认为:第一，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国际机制的创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权力结构，各国或国家集团对减排责任的分担斗争反映了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导致霸权国的“联系战略”失效，进而影响了霸权国主导该领域国际机制创设的能力;同时伴随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是一些原来存在的激励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结构性激励机制不复存在，进而影响霸权国主导气候机制的创设意愿。第二，各国对气候变化的生态脆弱性、减排成本以及对新建气候机制未来收益分配的评估和预期影响其参与该领域国际机制创建的意愿和态度。　　文章结合国际气候机制创建发展历程中的成果、困难以及谈判焦点来检验理论部分提出的假设，并利用这些结论对国际气候机制的创建进展缓慢这一现象做出了解释。本文认为，在结构层次方面，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霸权国能力和意愿的变化是导致美国在“后京都机制”创建方面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在单元层次方面，各国对气候变化的生态脆弱性、减排成本以及对新建气候机制未来收益分配的评估和预期是导致各国对待气候变化议题步调参差不齐的主要原因。本文认为以上几个因素影响了气候领域国际机制的创建，尤其是结构方面的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释后京都机制进展艰难的深层次因素。文章最后还提出了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国际机制创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该领域国际机制的发展前景做出了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