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界不约而同地将全民族的抗战视为民族文化复兴的良好契机，再度燃起了以复兴文化来复兴民族的殷殷期望。　　 在现代新儒家看来，中华民族面临的文化危机是更为本质、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为此，他们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出一种足以安身立命、强国兴邦的民族精神，通过文化认同来增强民族凝聚力。在他们看来，民族精神的存亡直接关乎中华民族的存亡，而民族精神的发育和生长又得自民族文化传统的长期浸润。战国策派也将抗日战争视为“建设新文化的契机”，并呼吁“再创文化的新生，民族的新生”。他们批判和省思中国传统文化，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得失，把文化重建视为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西化派，希望以“西化”为手段来重振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其民族主义旨征清晰可辨。他们猛烈抨击传统文化、大力鼓吹全盘西化，提倡整理国故，呼唤中国文艺复兴，最终目的在于借助于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联姻所产生的理性精神，重建中国新文化，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现代新儒家，其文化建设的种种主张都是要服务于抵抗日本侵略、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需求。所以，在“全盘西化”论的表象背后，实际蕴藏着重建和复兴民族文化的迫切愿望和神圣情怀；而现代新儒家标榜“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在学习西方的深度和广度上向前跃进了一步。在长期的论辩中，双方都在不断调整和重释着各自的思想主张，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趋近了民族文化建设的共同目标。虽然在具体内涵方面各有所指、仁智互见，但在期待中国文化复兴于未来世界方面，双方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　　 在知识界高扬民族复兴旗帜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在反复强调复兴“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并构建了其“民族复兴运动”思想体系。“新生活运动”的目在于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从而实现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意图。这是与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潮流和进步知识界重塑国民性的诉求旨趣相悖的。蒋介石强调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进行了合于己意的阐释与发挥。文化建设，尤其是道德伦理建设应该遵循其内在规律，而不能进行太过功利的政治干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所提倡的文化复兴，政治功利意图太过昭彰，所以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