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0年1月—2004年1月发行并且上市的新股为总体对象，研究导致我国新股发行首日收益率超高的影响因素。此前一些学者对这类问题进行了十分广泛的研究，研究数据的选取一般都集中于2000年前，根据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学者们普遍认为：新股发行市盈率的低估是导致发行首日收益率超高的主要因素。考虑到我国曾尝试进行的股票发行上市政策的改革，并通过对新股发行相关数据进行观察，本文发现，从99年底到2001年9月份左右，证券监管部门放松了对新股发行市盈率的管制，允许发行人、承销商和投资者根据每个上市公司各自的财务状况、市场供求等综合情况来共同确定新股发行市盈率的数值。在这一期间，新股发行市盈率的确定充分考虑了各个上市公司的自身特点，不再象过去一样被限于15左右，其数值范围从最低值的16.25到最高值的接近70，分布相当广泛，并且平均值为34左右，与股票二级市场实际的平均市盈率也十分接近。这说明，这一期间新股发行所确定的市盈率数值近似正常值，新股发行价的低估成分很小。按照以前文献的结论，由于新股发行市盈率的“一刀切”政策的影响已经弱化，那么这一期间新股发行首日收益率就不应该再象以前一样出现超高现象了，即便仍然呈现较高的态势，其“高涨”的程度也应该大幅度降低。所以本文将2000年1月—2001年9月的数据作为小样本进行单独研究，看看这一期间新股发行首日收益率还是不是存在普遍超高现象，如果仍然普遍超高，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又是什么。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存在自身缺陷，曾尝试执行的市场化发行方式很快地暴露出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适应性，加之伪造利润、披露虚假上市信息、操纵股价等等市场不规范因素的干扰，2001年我国的股票市场遭受极大震动，上证指数由2200多点骤降至1500多点，整个投资环境受到重创。为了扭转这种窘境，净化投资环境，增强投资者信心，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国家重又加强了对股票发行上市的管制，其发行市盈率大都控制在20以内。经过股票市场一系列的震荡、洗礼，此次“加强管制”主要出<WP=39>于保证上市公司质量的考虑，加大对拟上市公司上市资格、财务资料的审核力度，而非一味地限制发行市盈率、压低股票发行价格。因此，2001年9月以后的股票市场也许更能反映我国股票市场的自身特点和发展方向，较之2000年以前也更加规范、更具有研究价值。由于2001年9月以后发行新股并上市的公司数目较少，其可获取的有效样本数目就更少，故对于这一期间股票市场的研究，主要利用2000年1月—2004年1月新股总体样本的研究来进行，通过大小两个样本数据的比较，分析经过规范、调整后的股票市场及其股票市场新股发行首日收益率的状况，反映我国新股发行上市市场的未来走向。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选取2000年1月至2004年1月的新股作为研究的大样本，并将2000年1月—2001年9月之间的新股单独列为小样本，分别对两个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并比较，验证了在发行市盈率的制定受到限制时，其数值的低估是造成我国新股发行首日收益率超高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即便是在2000年1月—2001年9月，新股发行市盈率数值近似正常值的时候，新股发行首日收益率依然呈现超高状态，并且其高涨程度较2001年10月—2004年1月（期间新股发行市盈率受到限制）还要高。根据本文对两个样本进行逐步分析得到的结果，总资产规模、发行前期市场涨跌、发行前期净资产收益率等都是影响我国新股发行首日收益率高低的重要因素。这些可量化指标的影响作用、影响方式与国外成熟股票市场上新股发行首日收益率的影响因素有相一致的地方。我国新股发行首日收益率远远高于国外成熟股票市场上的新股发行首日收益率，除了这些可以量化因素的影响外，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我国自身特有的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虽然由于各种实际情况的限制，短时间内对股票发行上市的整体环境加以改变难度很大，而且已经尝试进行的改革也暴露出了种种问题，引发了股票市场的动荡，但不能因此而裹足不前，不意味着要保持现状，完全可以在新股发行上市的具体措施上加以完善，逐步探索改革的途径，引导股票市场向良性发展的轨道前进。 通过研究，本文发现整个经济发展的外部大环境决定了我国股票市场上新股发行首<WP=40>日收益率的超高现象，而上市公司自身的财务素质使得各个新股发行首日收益率在普遍高涨的情况下，呈现高低差别。即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和上市公司自身的财务状况共同决定了我国新股发行首日收益率的高低。作为研究的副产品，本文也从侧面证实了我国股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的弱式有效和相对风险收益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