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村并居、农民集中居住是国家推进城镇化进程、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的一系列做法,农民从农村搬到城镇,面对的是全新的社会空间,动迁对于村民来说,不仅是居住的形式与环境发生了变化,更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人际交往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研究村庄搬迁后村民社会关系的发展情况是至关重要的,社区社会关系的好坏不仅影响着全体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关乎整个社区的治理与建设。本文以集中居住的S社区为例,通过非参与式观察法,对比传统农村空间和城镇社区,对搬迁后城镇社区空间具有的不同特征进行描述,主要包括日常居住空间、公共空间、生产空间、礼俗空间这四类空间。空间不只是容器或者场所,它还与人们的社会行为存在着互动关系,人们的各类实践活动,如交往、消费、生产等活动都会不自觉地受空间背后存在的结构的影响。因此新搬迁的社区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村民的交往与互动,使村民原有的社会关系面临着碎片化、瓦解的风险,不利于村民社会关系的维系与发展。但村民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新空间结构的制约或“奴役”,失去自己在新空间中的主体能动性,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一系列空间实践来反抗这种支配性力量,并建构新的空间来满足他们的需求。空间在社会关系中产生,也再生产着社会关系。文章聚焦于微观的个人行动与空间的互动,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列斐伏尔与德赛图的空间实践分析结合起来,丰富空间实践理论,说明空间性实践活动是能动和结构的中介,体现行动者能动性实践活动的空间性。从空间视角出发,按照空间—行动—社会关系的路径探究空间实践对村民原有社会关系维系与新关系的拓展的影响机制。具体来说即通过分析人们在居住、公共、生产、礼俗空间中的实践来研究居民之间社会关系的发展。这里的空间实践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空间的生产,即村民从传统村落搬迁到新型社区,为了适应生活、维系社会交往,他们会通过使用、控制、改造等手段,进行空间生产与再生产;另一种是村民在空间中的实践活动,人们会采取“战术”来抵抗自上而下的空间规训,并且会利用结构的规则和资源,采取积极能动的行为与空间进行互动,根据空间对于自身的意义采取一系列有意图、有计划的策略行为,根据自己现实情况构建场所的情境特征,赋予空间意义,改变现有的空间安排,来满足交往需求,在既定规则中寻求个人的生存空间。除此之外,居民也利用数字化手段开拓了新形式的虚拟公共空间,促进了居民的交流沟通,提高了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并使交往由线上发展到线下,拓展了现实空间的社会关联,推动了新的空间结构“熟人社区”的构建,熟人社区又成为居民行动的结构性前提,为他们的进一步交往融合提供动力。空间实践既是行为又是行为结果,它们都影响着集中居住区居民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