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国西部地区各省份组织实施了规模不同的生态移民项目,不仅大幅度提高了这些地区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还使生态脆弱区、生态恶化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生态移民意味着社会关系的深刻调整、组织方式深刻变革以及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的重大转型。生态移民搬迁后,社区结构处于不断重组之中,社区秩序呈现出传统村庄秩序延续与现代法理秩序重构的共生格局,落后生产方式与先进生产方式并存、传统礼治习俗与现代生活规制并存。生态移民社区逐步从稳定的村庄秩序走向变动的社区社会,社会关系出现分化、差序格局开始消解、价值观念发生改变。骤然变迁的环境,一方面使一些移民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使政府社区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基于挂职丁村的工作经历,笔者观察到生态移民搬迁后,移民出于生存发展动机,形成了两个异质空间的秩序:一是返回原村庄生产的秩序,在治理过程中,以正式国家和行政制度为前提的外部力量嵌入到原村庄秩序,引发了原村庄传统的自发性抵抗,导致国家规制与乡村秩序的冲突;二是居住在新社区生活的秩序,在治理过程中,以传统乡规民约和宗族制度为特征的村庄内部力量嵌入到重构后的社区秩序,受到社区外生秩序的排斥,引起传统礼治秩序与现代法理秩序的冲突。透过这两个秩序的冲突,指向一个核心问题:生态移民社区治理在城乡秩序中的失衡。本研究以丁村生态移民搬迁后形成的新社区作为个案,主要采用行动研究法,综合“自下而上”底层结构主义逻辑和“自上而下”政策建构主义范式,立足于移民在原村庄和新社区两个异质空间生产生活的秩序为主线,以基层政府在不同空间场域的治理逻辑为辅线,分析了生态移民社区面临的治理困境,提出基于城乡共生空间“互嵌共治”的治理模式,并尝试性建构起“政治共识、经济互惠、文化共融、社会共建、生态共治”的“五位一体”共生秩序。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六个部分来展开:第一部分为导论。首先,阐释选题缘由,明确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其次,对生态移民社区治理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观点等方面展开述评,提出本文的研究空间。第三,阐明本研究的逻辑思路和研究内容,指明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资源来源,并指出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为理论工具建构。首先,厘清本文的核心概念。其次,系统阐述了人口迁移理论、有关发展的理论和治理理论,为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最后,阐述了本文运用的“行动——结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为案例背景分析。主要对生态移民社区的历史演进进行描述,为论文奠定现实基础。一是从人口构成、文化习俗、资源禀赋、传统生计等方面阐述生态移民搬迁前迁出村落的基本概况。二是对生态移民搬迁过程进行了描述性分析,介绍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背景和推进过程,指出基层政府通过构建民主决策情境、压缩公共讨论空间、利用传统村庄伦理等“策略行政”,获得政策目标的实现。三是对生态移民搬迁后社区的现实境遇进行了分析,指出移民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生计空间等方面的变迁。第四部分为生态移民社区的治理困境分析。主要分成两章内容（第三章、第四章）进行分析,第三章是研究原村庄场域的内生秩序存在的治理困境。生态移民搬迁后,维系原村庄秩序的村级组织退出了村庄的正式治理,基层政府行政权力的嵌入无法消弭村庄社会内生秩序的运行空间,使原村庄社会出现权力关系失衡、资源分配失序、经济生产失调等问题,这些问题造成村庄治理陷入“外嵌内治”的困境,突出表现为村庄社会的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资源分配中的精英俘获现象和移民自发秩序的差别化生产。第四章是研究新社区场域的外生秩序存在的治理困境。生态移民搬迁后的传统资源被移民移植到新的社区社会之中,形成了自我服务的治理体系,积极面向的传统资源被外生秩序所吸纳,消极面向的传统资源则与外生秩序发生冲突,造成社区治理“内嵌外治”困境,突出表现为政府建构的权威控制与反控制、底层弱者身份的政治抗争以及政府主导产业的规划现代化。第五部分为“互嵌共治”治理模式的提出与城乡共生空间秩序建构。首先,论述了生态移民社区治理的共治逻辑。其次,从“对称性治理理念、互惠性治理理路、共生性治理格局”三个维度阐释了“互嵌共治”治理模式。最后,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维度建构了“五体一体”共生秩序框架。第六部分为结论。主要对本文进行全面总结,得出研究结论。通过综合以上分析,研究发现:1、以治理生态和贫困问题为目的的生态移民项目的国家政策输入打乱了传统原始村庄的秩序结构,引发生态移民社区的秩序变迁。生态移民是政府主导下的国家治理工程,在国家权威话语生产中,代表村庄利益的村民自治失去了独立性,地方政府刻意建构的民主决策情境,压缩了公共意见的自由讨论空间,最终在村民以人情伦理为处事原则下通过举手表决的一致同意获得政策目标的初步实现。移民搬迁后,原来维系村庄秩序的传统资源逐渐消退,而新的社区秩序还尚未完全生成,生态移民社区由原来稳定的村庄秩序走向变动的社区冲突。2、原村庄场域的秩序是内生秩序,它与外嵌的行政力量产生抗拒,导致原村庄陷入“外嵌内治”的治理困境。“外嵌内治”是以正式国家和行政制度为前提的外部力量嵌入到原村庄秩序中干预村庄治理,受到原村庄内生秩序的抑制而无法完全施加对村庄非正式治理的影响,原村庄治理秩序主要依靠村庄内部力量非正式制度来维系的一种状态。“外嵌内治”困境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困境;二是精英俘获的困境;三是差别化生产的困境。3、新社区场域的秩序是外生秩序,它与内嵌的村庄传统发生冲突,导致社区陷入“内嵌外治”的治理困境。“内嵌外治”是以传统乡规民约和宗族制度为特征的村庄内部力量嵌入到重构后的社区秩序中干预社区治理,受到社区外生秩序的排斥而无法完全施加对社区正式治理的影响,社区治理秩序主要依靠社区外部力量正式制度来维系的一种状态。“内嵌外治”困境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威控制与反控制困境;二是弱者身份抗争困境;三是规划现代化困境。4、“互嵌共治”模式是解决城乡社区治理失衡的恰当方案。“互嵌共治”治理模式是将乡村社会（村庄）和城市社会（社区）纳入共生治理单元,在公正平等的对称性治理理念下,通过开放合作的互惠性治理路径,实现“五位一体”的共生性治理格局。社区治理既依赖于正式制度的治理,也需要非正式制度的嵌入。生态移民社区作为还处于不断生长的新型城乡社区,必须作出相应的结构性调整,将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结构性因素,在新的场域空间重新获得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性导向的治理技术路线,使一些公序良俗吸纳到社区治理的正式制度之中,在形成制度认同的基础上培育起社区移民的现代制度意识。社会经济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人的迁移和流动,丁村生态移民社区的生成既是国家导向的结果,也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作为新型城乡社区在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生态移民社区的治理必然会从冲突再次回归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