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分工模式的演进中,国际贸易经历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贸易等阶段,而全球价值链分工则意味着新的产品内分工。在贸易内容方面,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中间品贸易取代最终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传统的总贸易核算体系已经不能够适应新的贸易现实和贸易特征。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计算的出口国内增加值(DVA)和国内增加值率(DVAR)是对一国实际贸易利得和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更准确的度量。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脚步让世界各个经济体的利益不断相互渗透,全球化均衡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理念顺势而出。2013年我国提出发展“一带一路”的重要倡议,积极推进区域价值链的整合,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因此,研究进口关税减让会如何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实证方法上,本文试图从宏观层面对“一带一路”各经济主体进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测算,研究关税减让对其的影响机制,并考察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对该机制存在调节效应。具体思路是使用Euro数据库中“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基于KWW(2014)总贸易分解法将各国总出口进行分解,测度各个经济主体的出口国内增加值(DVA)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并进一步通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贸易自由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在总体层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关税水平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绝对规模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这一结果表明对外开放会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降低“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是同时会从绝对规模上增加本国贸易利得,提高出口国内增加值。此外,各国的发展水平对该影响机制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在DVA方面,后金融危机时代虽然贸易自由化水平与贸易利得分配之间的联系被显著弱化,但这一机制在过去二十年中仍然存在且影响深远。在DVAR层面,该机制被加强,即相同水平的关税减让会带来更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损失。考虑不同地区国家的异质性,进一步分组回归后发现,除了中亚地区以外,其余地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关税水平对出口国内增加值有显著影响;东南亚、东北亚、西亚北非地区国家的关税水平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没有显著影响,中亚、南亚、中东欧地区的“一带一路”国家进口关税水平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有显著影响。本文旨在为“一带一路”国家如何更好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当中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参与国际分工是提高本国出口获益水平的有效渠道,能够通过进口引致出口的传导机制获得更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但在推进贸易自由化与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可能一定程度上会牺牲本国生产要素投入比率,降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从而使经济主体囿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时应当注意避免“低端锁定”问题,积极推进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从而实现从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