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自由与希望——罗蒂政治哲学研究》主要研究当代西方哲学界颇具争议的人物罗蒂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后现代状况下,我们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中很大部分被罗蒂看为传统知识论遭到动摇而引起的危机。根据罗蒂的理解,启蒙运动以来,人们混淆了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理性谋划的启蒙事业产生了严重后果,作为为政治提供哲学基础的古典知识论必须被改造。相应地,在现代性谋划的过程中,启蒙学者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譬如理性和进步,也必须予以重建。罗蒂认为,只有重新考察哲学和政治的关系,我们才能为未来的政治活动找到合适的解释模式。论文的焦点之一就是研究政治哲学范式的转换,强调更新和修正自由、正义、团结等概念,并在对这些概念进行改造和重建的基础上设计人类的未来,人类社会因此才会充满希望。罗蒂建议,实用主义作为启蒙运动的成熟形式,可以为那些被哈贝马斯、福科、罗尔斯等当代著名思想家激烈讨论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路径。　　 论文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为绪论,绪论介绍了全文的基本线索、国内外研究罗蒂政治哲学的文献以及本研究的意义、创新和局限。另一部分是主体,包括六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讨论罗蒂的方法论及其思想渊源。达尔文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在罗蒂新实用主义方法中扮演重要角色。进化论深刻地影响了罗蒂的反表象主义和反本质主义,而黑格尔主义则对罗蒂的历史主义和唯名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达尔文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基础上,罗蒂提出了他的方法论,包括重描、想象和对话。这些方法构成罗蒂新实用主义方法的主要内容。根据这种方法,政治哲学不在知识论的基础上进行建构,而在演化和对话的过程中形成。　　 第二章试图探讨罗蒂对理性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研究理性和政治设计的关系。在柏拉图、康德等人看来理性是一种神奇的能力,罗蒂对理性的理解和分析不同于他们。他坚持认为理性存在三种用法。作为大写的理性,在罗蒂看来是不可理解的特殊成分。罗蒂认为,我们可以把理性理解为一种应付环境的工具性能力和作为美德的理性,作为美德的理性就是在人们参与对话时能够耐心谛听他人给出的理由。这一章的余下部分阐述了理性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由霍布斯开创的自由主义一脉,从霍布斯、休谟到伯林,它具有多幅面孔,罗蒂的反讽自由主义与此紧密相连。论文详细地阐述了休谟对正义和自由之基础的考察,表明情感在政治道德哲学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正是因为情感,我们才能把自己和他人及其社会联系起来。密尔在休谟、伯克之后进一步阐述了经典的自由理论,强调自由的原则在于行为以不损害他人和社会为限。柏林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自由主义的传统,提出了多元主义自由观。罗蒂沿着这条自由主义路线,进一步阐述了反讽自由主义。　　 我把第三章当作这篇论文的核心部分。它主要探讨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就是罗蒂对后现代政治的独特看法,即他对自己欣赏的自由主义给出的哲学说明。在他的改造下,传统政治哲学家眼中的观念和概念以崭新的形式出现。这一章谈到罗蒂对维特根斯坦语言观的继承,在政治实践的层面发挥了戴维森的隐喻观和真理观。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他谈到了当代很多著名思想家(桑德尔、罗尔斯)争论不休的话题,譬如权利和善何者优先,自我如何构成等,争论双方分属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罗蒂从他的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消解了这些问题。罗尔斯自我概念被罗蒂解释为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以此化解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批评。这一章余下部分探讨了现代性及其倾向,福科和哈贝马斯作为各自阵营的代表性人物,一个严厉地批判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压制性后果,另一个则不全盘拒绝启蒙运动的事业,而只是主张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它。福科和哈贝马斯被罗蒂放在启蒙运动讨论的两极位置,分别被罗蒂放在反讽私人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通过这些辨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罗蒂反讽自由主义的思想特质。他主张我们在私人领域可以不断地重新描述我们的私人信念,相信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各种完备性学说；但是一旦进入公共领域,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自己的各种哲学学说搁置起来,进行没有恒久和先验前提的对话,同时保持对自己的观点持反讽的态度,使得对话得以进行。　　 论文第四章详细地阐述了罗蒂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和微观革命思想。比较性研究为这一章的主要方法。罗蒂与波普的理性观和知识增长模式之间的相似性反映在他们对政治问题所秉持的共同原则上。削减原则是他们认为人类政治安排和政治活动应该遵循的原则。进一步的比较研究体现在对罗蒂、墨菲等人的后现代政治立场所进行的分析上,我们不但可以在墨菲、拉克劳的《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的策略》中读到微观革命的思想,而且可以在罗蒂的著作中看到同样的政治主张。这种政治主张很大程度上成为后现代政治学的思想资源,强调在微观领域,局部环节进行改革和修正。除此以外,论文还讨论了罗蒂的资本主义批判和墨菲、拉克劳激进民主观之间的差异。　　 第五章有关正义和忠诚问题,其中话题之一就是正义何以可能。罗蒂认为,传统的知识观认定我们可以在任何个体之中找到共同的本性,并可以按照这些有关人性的知识设计制度,建设完美的国家。罗蒂彻底地改变了思考这些问题的陈旧模式。抛弃了这些模式后,罗蒂把正义问题置换成忠诚于谁的问题,用信任概念取代义务,把人类团结的知识基础置换为共同体的希望。情感、想象和敏感性成了未来人类实现和平共处的关键词。罗蒂认为,只要我们不断地开展对话,我们就能不断地扩大我们各自共同体的范围,从而把那些初看起来是陌生人的人纳入我们共同体,人类共同体由此形成。罗蒂在有关正义的问题上坚持实用主义的原则,他认为实践本身可以不断地确定和改变我们可以实施政治正义的范围,　　 最后一章谈到普特南、哈贝马斯等其他人对罗蒂的批判以及罗蒂对这些批评的回应。批评各方集中谈论两个问题,其一,罗蒂是否真的像批评家所说的那样犯了文化相对主义的错误。普特南认为罗蒂是文化相对主义者,而罗蒂则只认为自己的观点是种族中心主义。对于是否是相对主义,还要看我们具有什么样的知识观。其二,罗蒂是不是保守主义思想家。对于保守主义的问题,主要集中讨论罗蒂是否像他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不加任何批评地赞成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此外,这一章也介绍了罗蒂思想中的内部冲突。其中,自我指涉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方面罗蒂反对二元论,然而他自己预设了私人和公共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罗蒂反对一切形式的普遍主义,但是,他自己却暗中陷入了另一种普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