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科技的发展使作品被广泛利用,也造成了前所未见的大量侵权利用行为,其形式众多而复杂,侵权者隐藏在匿名性高的网络背后,版权人欲一一加以追究有其难度且不符成本;同时,网络服务提供者为追求利益,利用法律漏洞野蛮式生长,采用设立“榜单”或“分类排行”等形式,诱导网络用户上传侵害他人版权之作品,助长网络环境中版权侵害事件频发。故版权人往往双管齐下,在追查直接侵权利用者的同时,也将矛头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基本的想法不外乎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目标明确,有足够财力承担赔偿请求,且有能力断绝个别用户的侵权利用行为。版权所有者起诉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请求配合阻断直接侵权行为或是赔偿损失,在各国早有不少案例,我国为应对新形势的版权法律议题,历经数次修法,分别制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帮助侵权责任制度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民事免责制度,并建立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追究机制“责任避风港”。然而在实务上,人民法院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引诱侵权的主观过错认定,在个案的观点大为不同,同时参照外国判决及立法例所做的修法活动,其内容也具相当争议性而引发广泛讨论。换言之,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我国法上有关引诱侵权责任相关内容,仍然有待完善,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比较法上的研究,并对于网络环境中版权引诱侵权责任提出完善建议。本文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以三个典型案例为例展开分析研究,指出网络环境中版权引诱侵权研究的重要价值,提出利益衡量困难等难题。三个典型案例中,尤其是“弹幕公司案”和“宽娱公司案”均出自同一法院,但主要争议在于作品属性、作品类型及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提供了帮助,其中涉及的版权引诱侵权问题却鲜少被关注。例如弹幕公司或宽娱公司在运营的网站中均设有“实习搬运工”、“高级搬运工”、“知名搬运工”等成就勋章,此举以鼓励网络用户转载视频上传至平台,但平台对转载视频是否侵犯他人版权未加审核。此种商业模式本质上有鼓励、诱导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之嫌,但案件中法院对该种情形予以忽略、只字不提。同时,法院也忽视主观状态的具体考察,法院基本没有就信息网络空间及其他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侵权的故意进行论证,而是直接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运营网站时实施的推介技术支持行为等同为帮助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第二部分,进一步分析“引诱侵权责任的概念、构成要件、版权引诱侵权制度发端与脉络、域外网络环境中版权引诱侵权责任与我国之比较”等理论问题,就网络环境中版权引诱侵权涉及难点问题展开研究,梳理相关法律实践和理论发展,分析版权引诱侵权制度的内容与规则适用。我国版权引诱侵权研究起步不算太早,毕竟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历程也是近十多年才开始加快。相比之下,国外的研究和相关实践起步较早,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在司法实践中创造出引诱侵权的判定标准或“卡拉OK法理”等,尽管仍然存在一些模糊甚至前前后后的判例中可能有矛盾和冲突,但大致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和主题思想,值得我们关注。当然,版权引诱侵权制度或间接侵权制度在国外并非一日形成,该制度的酝酿、提出以及成为法律并在实践中运用,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由于各国立法传统和法律体系上的差异,我国不可能照搬国外的引诱侵权规则,而应当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与民法典进行协调,厘清版权引诱侵权规范要素及法律后果,解决版权引诱侵权法律规制缺乏融贯性的问题。第三部分,得出“递进式对其构成要件进行区分、主观方面的考察实定化、网络服务提供者免责要件的重整”等结论启示。就目前而言,我国版权引诱侵权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指向了教唆或帮助侵权,但教唆或帮助与引诱侵权本质上并不相同。如教唆本身针对特定对象,而大部分版权引诱侵权中最终用户实施直接侵权行为,这些最终用户属于社会不特定公众。教唆与引诱无论是语义上、词源上均有较大差异,勉强套用教唆解决引诱侵权问题有可能会破坏《民法典》内侵权编的内部逻辑。因此,为不破坏现行法体系,则需要在目前法律框架下,一方面对引诱侵权与教唆或帮助侵权进行区分,不能将三者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对引诱侵权予以重构,将其放在版权侵权中进行规则定型化,特别是要对故意意图予以明确,给予实质性非侵权用途适用例外;从特定商业模式本身推断引诱侵权意图;在处理版权引诱侵权问题时,还须注意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免责要件进行重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