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不断强调“创新发展”与“协调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正确处理高校与城市的关系至关重要。高校与城市处于何种状态、保持何种关系时可以更好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成为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共轭”是按照一定规律联系着的一对事物,这对事物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具有协同性与发展性的实践基础。当系统处于共轭状态时,内耗减少,系统更趋稳定,发展更加顺畅。运用共轭理论来阐释高校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探究高校与城市的共轭驱动机理,构建共轭驱动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并针对淮海经济区提出应对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共轭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场域理论等不同视角确立高校与城市的角色定位,阐释了高校与城市共轭关系的现实基础。虽然共轭具有普遍性、对称性、规律性、动态性等基本特征,但由于社科领域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共轭要素并非完全“对称”。在社会场域中,高校与城市由于资源占有的“多寡”,其“共轭”看似一个悖论,但在归根溯源的基础上,认为高校与城市两个系统是可以超越地理范畴和一般意义的对称关系,二者在互动模式、发展动因和生态范型上的关系均符合共轭的基本特征,彰显的是场域位置的契合。回归共轭本源,这种契合与对称类似有机化学中的“超共轭效应”,其弱化了共轭的对称性要求,但却始终遵循和体现共轭的基本原则,两者可构成“共轭系统”,成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非线性的集合。在社会空间场域范围内,城市与高校是一对“伙伴”关系,两者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与责任。高校彰显的是社会长远发展需求,城市则更多体现社会的现时发展需求,任何一方发展的滞后都会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高校与城市共轭本质而言是行动者交往,体现的是资源互动,两者的共轭关系随着社会场域中能量与物质的交互而变化。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城市发展与高校发展的应然水平与实然水平越接近,越能达到整体功能协调、要素联系紧密、环境适应力强的状态,驱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并最终达成一种最优状态——共轭状态。以“利益—权力”二维象限分析法对高校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认为高校外部利益相关者具有不同的高等教育诉求,与高校之间普遍存在着互动与博弈关系,应当通过政府调控、企业参与、社会介入等手段,实现自利与他利的结合。高校与城市共轭形成的竞争与妥协关系构成一种生态范型,一种不失生态理性和生态价值的非线性平等关系,达到共轭状态。高校与城市共轭的终极价值体现在驱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共轭实现机制主要基于“共生”“依赖”“互动”“竞争”四个事实条件,基于此,高校与城市在社会场域中才可能处于共轭状态,从而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了构建高校与城市共轭关系模型,实证分析淮海经济区高校与城市趋向共轭状态的程度,引入结构方程模型作为分析工具,由城市投入、城市产出、高校、社会经济四个潜变量构成高校与城市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对高校与城市发展共轭系数的测算,比较城市对高校、高校对城市、城市对社会经济和高校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变化后确定淮海经济区各城市排名。在此基础上,对高校与城市发展的共轭等级进行划分,从“共轭趋向程度”和“城市发展水平”两个视角,将淮海经济区20个城市大致归为六类,其中,共轭趋向度高的城市中临沂、泰安、济宁和盐城为“高水平发展”城市,开封、淮安、日照和菏泽为“中水平发展”城市,蚌埠和淮北为“低水平发展”城市;共轭趋向度低的城市中,徐州为“高水平发展”城市,连云港、周口、阜阳、宿迁、枣庄和宿州为“中水平发展”城市,莱芜、商丘和亳州为“低水平发展”城市。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整体而言淮海经济区高校与城市的共轭趋向度有待提升,其城市“发展水平”与高校和城市“共轭水平”时常不成正比,两者之间存在不确定性。应扩大“发展水平”“共轭水平”双高的城市队伍,使之成为驱动区域发展的强大增长极。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淮海经济区高校与城市共轭发展的多维策略和路径,认为必须加快高等教育发展以提升支撑区域发展能力,必须提高城市发展质量以带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实现高校与城市共轭以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通过高校、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多角度调适淮海经济区高校与城市趋向共轭状态的程度,实现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该论文有图56幅,表22个,参考文献357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