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公司制度中,公司治理结构的中心越来越偏向经理。随着经理地位的逐渐提高,经理权愈发膨胀,实务中滥用经理权的现象比较突出,所以学理上关于经理权制度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国关于经理权制度的立法相对落后,甚至法律对经理权的概念都没有厘清。对经理权的认识不足也直接导致了商事代理制度无法体系性的构建。本文认为经理权分为对内的管理权(又称“经理职权”)和对外的代理权(又称“经理代理权”),由此可得出经理权是经理代理权的上位概念。我国立法仅规定了经理职权,而对经理代理权则没有规定,这正是本文所探讨的主题。相对于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经理权仅指经理代理权而言,我国的规定可谓本末倒置,将来我国的立法应该重视经理代理权。让经理回归到代理人的角色有利于规范经理权的行使。本文所讲的经理代理权,是商事代理制度和经理权两个概念的交叉,经理代理权是商事代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理代理权作为一种代理权,其取得就需要授权。本文分析了授权的主体和授予的性质和方式。经理代理权并不是处理某一具体事务,而是一种概括性授权,通常表述为处理“经营营业”有关的一切事务。法律对经理代理权的范围不应作过多的限制,主要集中在不得处分不动产、担保等重大关系公司利益的方面。公司的章程或者合同、决议也可以对经理代理权进行限制,通说认为,这种意定限制仅在公司的内部发生效力,而对外效力而言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无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保护善意相对人方面是殊途同归的。经理违反相关限制的规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新颁布的《民法总则》第170条规定了“职务代理”,隶属于“委托代理”一章,此条被认为是商事代理制度的一般规定。“职务代理”包含了经理代理权、代办权和营业员的代理权。《民法总则》第170条给经理越权行为的性质找到了法理依据。司法实务中,经理越权行为的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是《民法通则》第43条。司法实践中用法理上含混不清的“职务行为”来归责,虽然归责的结果正确,但无法准确说明归责背后所依据的法理——究竟是代理还是代表?《民法总则》第170条第二款规定了经理代理权超越“职权范围”的效力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加强了对善意相对人的保护,有利于兼顾交易的效率和安全。《民法总则》的进步性毋庸置疑,但其概括性的规定显然是不足的。在立法结构中,《民法总则》和具体部门法之间还缺乏一层过渡,学界热议的《商法通则》给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在《商法通则》中详细规定经理权制度及商事代理制度是完善法律体系的合理选择。本文也就《商法通则》中经理权制度的规定及商事代理制度的构建作了一些思考并提出立法建议。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的商事法律会越来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