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掀起的问责风暴,正式开启了行政问责在我国的制度化建设。各级政府积极开展了行政问责实践,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条文,对官员因作为失当而导致的重大事故和重大损失进行责任追究,彰显了国家治政问责的决心。然而,几度掀起的问责风暴和不断涌现的问责新规,并未必然地提升政府治理绩效,以往的问责制往往疏于对日常行为效率及绩效结果的问责,滋生了一些政府官员“无为”的工作理念,效能低下、作风散漫等问题日益突出。在懒政治理走向常态化的今天,开展绩效问责,遏制低效无为,对于我国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发展来说十分迫切。在中央的倡导下,近年来地方政府对绩效问责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温州“效能革命”、武汉“治庸风暴”。但总体来说,绩效问责还处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期,在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下,一些地方在实施绩效问责时呈现出问责主体单一、结果运用简单化等特征,运动式问责、“管的太宽”、积极性不增反减等问题使得绩效问责受到了质疑诟病。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政府善治目标的实现与完善绩效问责机制之间具有着强关联性,以善治为研究视角,分析现有制度的弊端,重新梳理绩效问责机制的内涵,使之真正成为政府落实责任和提升绩效的利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诠释了广义视角下绩效问责的概念,分析了绩效问责机制的构成要件与运作流程。第二部分,笔者梳理了善治的理论内涵,分析了以善治指导绩效问责机制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出在善治视域下绩效问责机制应然具有的内涵特征。第三部分,分析地方政府绩效问责的实践现状,展开介绍了省、市、县三个层级地方政府的典型实践案例,归纳了地方政府绩效问责的特征。第四部分,运用善治理念,分析了当前地方政府绩效问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最后,针对问题成因,以善治的理念为指导,本文从问责启动、责任认定、信息共享、问责回应、法律保障五个方面,提出了完善地方政府绩效问责机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