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城镇常住人口数量，尤其是大城市流动人口数量显著上升，与此同时，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立至今仅有20年时间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也就是所熟知的“城管”，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秩序环境的治理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但是，频发的城管暴力执法事件使得“城管”成为了一个颇受争议的政府部门。城管队员作为政府公务人员，承担了大量繁杂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却不能享受与之相应的社会评价和社会地位。对城管群体持续不断的污名逐步演化为一种城管的“妖魔化”现象，这值得引人深思。　　本文以上海市杨浦区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作为例，采用访谈法、文献法、参与式观察法，通过梳理上海市和杨浦区行政执法部门的城管体制内容，对各级城管队员进行访谈，观察城管部门的一线执法日常工作状况，同时也对执法对象、普通民众和电视报纸记者进行访谈，结合媒体报道等文献资料，将城管“妖魔化”现象何以产生的研究纳入结构性张力的视角之下，以理清“妖魔化”现象的形成逻辑。　　通过研究，本文认为，“妖魔化”现象的形成逻辑主要基于“结构性张力”展开，这就意味着城管部门在面对各类执法两难境地时，居于一种处境尴尬的中间位置，加之各个社会主体不断地放大城管“妖魔化”现象，使之成为一个主观意义建构上的社会事实，城管队员产生了不知该如何行动的困扰:一方面，城管制度规范存在内部张力，主要是，第一，城管执法规范通常会被诉求道德的民意所裹挟，第二，城市管理的“维稳”要求与基层城管队员开展执法工作所面临的矛盾隐患存在冲突，第三，城管体制设计和执行本身还存在着许多亟待修正之处;另一方面，城管执法的和底层需求也存在着严重的利害冲突;此外，城管执法面对的人群决定了城管执法通常需要考虑到人情关系因素，形成了情理与执法难以平衡的“情理法”，更容易让城管队员感到无所适从。总之，城管执法由于几乎与每个生活在城市的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城管部门一旦出现任何问题，极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为了解决这一污名现象，去城管“妖魔化”的行动路径也必然应该从化解“结构性张力”开始着手，方能使城管部门得到应有的敬畏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