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组织和管理研究是国外学术研究领域近三十年来的热点问题。最早出现的后现代组织和管理研究者是以Peter Drucker为首的一批管理咨询家,他们关注的是即将到来的后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种种特征会给组织和管理带来的挑战,他们虽然也使用后现代管理这一标签,但是学术界一般认为他们研究的是后—现代管理或者是晚期现代、新一现代管理。他们所使用的后现代一词,主要强调的是新的、与现代不同的时代特征,应该用post-modern而不是postmodern来表示。这个流派的学者对于后现代管理和组织的存在更多的是持一种肯定的态度,而以后结构主义哲学为思想来源的组织和管理研究者,则对后现代管理和组织是否存在持怀疑的态度。而后结构主义哲学能够进入组织和管理研究领域,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后结构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二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管理的兴起,企业文化理论开始成为组织和管理研究中的热门话题,这就使得文化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开始进入组织和管理研究领域,从而为后结构主义哲学的进入铺平了道路。三是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学者们对于功能主义范式占据组织和管理研究的主流地位开始不满,他们开始寻求打破这种常规范式,提倡多元范式的共存,后结构主义哲学为他们提供了理论来源。而英国的批判管理研究学派中的不少学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积极的寻求批判理论与后现代理论在组织和管理研究领域结合的可能性,这一流派由于其对批判理论的强调,使得它经受住了来自于持现代主义观点的学者的批判,成为目前后现代组织和管理研究中最具生命力的学派。总的来说,国外关于后现代管理研究的流派众多,而且彼此之间往往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国外学者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有一批学者、一些刊物对后现代管理的持续关注。美国的David Boje, Martin Kilduff, Marta B Calas, Linda Smricich,英国的Robert Cooper, Mats Alvesson, Hugh Willmott, Martin Parker,澳大利亚的Stewart R. Clegg都是一些长期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Organization Studies, Organization Scie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等刊物都刊登了不少后现代管理方面的文章。第二,不同国家的学者形成了不同的研究风格。像David Boje,作为讲故事管理(Storytelling management)这一领域的权威人物,使用讲故事这一研究方法进行了众多后现代管理研究。而Clegg则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对权力以及对于欧美之外的管理模式(尤其是日本管理)的研究上。他对权力的研究,从韦伯开始,进而关注到福柯在权力概念上的创新,然而却并不为福柯的观念所束缚,能够进行一些批判性的思考。而他对于日本管理方式的研究,也有助于学者们摆脱管理和组织研究中欧美中心主义的束缚。英国的Hugh Willmott从批判理论出发,寻求批判管理研究与后现代管理研究的互动,对于批判后现代管理研究的形成无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第三,不同的学者往往能够进行激烈的争论,有力的推动了后现代管理研究的向前发展。除了常见的建设性的与解构性的后现代管理研究者之间的争论,也包括了索卡尔事件带来的冲击,还包括了批判实在主义对于后现代管理研究的批评。与国外关于后现代管理的研究相比,国内关于后现代管理的研究寥寥无几。总的来说,国内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以后现代管理为研究方向的学者人数甚少,虽然有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但是以后现代管理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则只有罗珉等少数几人。二,国内的研究目前主要停留在后现代管理概念的介绍上,研究的深度不够。三,国内的研究者关注的主要是建设性的后现代管理研究,而对于解构性的后现代管理研究基本没有涉及,而这方面的内容恰恰是国外后现代管理研究的热点。四,缺乏与中国的国情以及学术背景的结合。未能像英美的研究那样,带有一定的本国的特点。本文的章节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引言,主要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第二章主要关注现代管理的特点与弊病,主要是揭示从泰罗文本到泰罗主义的理论化过程中,心理革命这一人本管理的因素是如何被排斥的,从而由此探讨当前管理理论中科学主义范式与人本主义范式对立的原因。第三章主要关注的是后—现代管理,这一章主要研究的是那些把后现代看成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不同于现代社会、工业社会的新的时代,或者说是后工业时代、后资本主义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学者们的观点,尤其是Peter Drucker, Charles Handy, Tom Peters和Stewart Clegg的观点。其中Peter Drucker是后现代管理、后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工人等重要的管理概念的提出者。Tom Peters被称为“后现代企业之父”,The Economist杂志称之为“超级大师”(uber-guru),而Fortune杂志称之为“管理大师中的大师”(Ur-guru)。而Stewart Clegg则是因为他的Modern Organizations:Organizations Studie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一书中的观点而被看成是学术界较早提出后-现代管理的研究者。第四章探讨的是后结构主义这一哲学流派进入管理和组织研究领域后所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新的看法。这一部分首先介绍了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与现代管理的关系,然后重点介绍了语言学转向与管理和组织研究的关系。此外,本章还介绍了福柯的思想及其在管理和组织研究中的应用。第五章研究的是与后结构主义密切相联系的后现代管理理论所受到的批评,尤其是批判实在主义对后现代管理的批评,以及后现代管理的研究者如何应对这些批评,如何对后现代管理研究进行新的发展,尤其是如何将后现代管理和批判管理理论结合起来,提出批判的后现代管理理论(critical postmodern management theory),或者说后后现代管理理论(post-postmodern management theory)。即这一章主要研究的是后现代管理所受到的外部批评以及自身内部的发展动力。第六章探讨的是后现代管理研究与中国的关系。作为一种诞生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管理理论,后现代管理理论如何与中国的一些具有自己本民族特点的思想观念相联系,从而使得中国的一些传统思想观念焕发出新的活力,也使得后现代管理有了中国化的特点。因此,本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探讨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和合精神的契合,二是对鞍钢宪法这一后现代管理的萌芽进行研究。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讨了后现代管理和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的契合。本文认为后现代管理和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在以矛盾、动态与过程的观点看待组织和管理、尊重差异性与个性、推崇个人与组织的创造性几个方面存在着契合之处。第二,用德里达的思想观点,从人性假设、科学管理的方法论以及科学共同体内部观念的差异、心理革命这一概念自身的缺陷等方面分析了泰罗主义是如何排斥心理革命这一概念,从而使自身成为泰罗关于科学管理的著作的主题。而泰罗主义对心理革命的排斥,又外化为今天管理理论中科学主义范式与人本主义范式的对立。从而揭示了泰罗文本与泰罗主义之间的矛盾,认为泰罗思想中所包含的心理革命这一概念在提纯为泰罗主义时被删除掉了,而删除的标准则反映了理性主义,或者说是幼稚的理性主义在管理研究中的缺陷。第三,本文对鞍钢宪法这种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进行了分析,认为它的思想来源是毛泽东思想,因此它具有批判和解放的意蕴。鞍钢宪法的多种具体管理制度对马钢宪法提出了批判,技术表演竞赛是一种混杂了泰罗主义、后泰罗主义以及自我泰罗化的管理制度,一条龙协作赛具有自组织管理的雏形,技术研究小组具有团队生产的萌芽,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则是一种代议制民主在企业管理中的体现。而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强调的解放意蕴的角度来看,技术表演赛和三结合小组通过个人与团体的不断创新,打破了僵化的理性主义的束缚；而干部参加管理、工人参加劳动,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则是打破了三者之间原有的紧张关系的束缚；一条龙协作赛则是打破了部门边界的束缚；工人参与决策以及工人参加职工代表大会增加了工人的决策权,而工人与干部、技术人员关系的好转,增加了干部、技术人员决策的执行力度,从这个角度看,也是增加了他们的决策权。因此,鞍钢宪法的批判与解放意蕴正是其不同于其他管理模式的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