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思维西方哲学史上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它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体现在柏拉图、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之中。中世纪时期,由于教会神学思维的统治,哲学成为论证神学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主体性思维陷入黑暗时期。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打破了教会神权一统天下的局面,确立了人性解放与宗教信仰自由,为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带来新的曙光,为主体性思维的勃兴创造了历史条件。近代主体性思维的勃兴者先在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中体现出来。“我思”是作为不证自明的思维实体存在,然后在“我思”的基础上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万物的存在的可靠依据。主体性思维在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中表现出“单子”。“单子”具有能动性、独立性、创造性,同时“单子”之间又保持一种由上帝来保证的“前定和谐”。康德哲学主体性思维所表达的是人作为理智主体在认识中所具有的能动性、创造性的思维。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吸收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合理,同时又克服他们各自的缺陷,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主体性思维的能动性。康德的主体性思维是建立在先验哲学的基础之上的,它具有能动性、独立性、批判性和自身认识能力有限性的特征。在认识论中,康德通过发挥主体性思维的能动性,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中的能动性地位——“人为自然立法”,康德的主体性思维通过感性、知性、理性的作用。感性的先天认识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感性知识的获得是感性材料经过时间和空间的先天直观形式的加工整理而形成的。知性的先天范畴是因果性十二范畴。科学知识是知性十二范畴再次对感性知识继续综合整理而形成的,两者都体现了主体性思维的能动性。理性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最高阶段,由于它本身没有相应的先天认识形式,只能借知性范畴。但理性用认识有限对象的知性范畴去认识无限对象时,理性必须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导致“二律背反”。在道德论中,康德通过发挥人的主体性思维实现了人的意志自由——“人为自身立法”,这里,人远离了必然,真正有了人的尊严和自由,人可以自由地主宰自己的命运和决定自己的未来,即“人为自身立法”,确立了主体性思维。在美学论中,康德通过发挥主体性思维,架起了沟通“必然”与“自由”之间的桥梁。康德哲学主体性思维对德国古典哲学、现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都是极其重要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