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与效率是认罪认罚程序制度两个重要的价值取向。认罪认罚制度实施以来,检察机关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中主导机关,极力促成被告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向审判机关出具精准量刑建议。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移诉认罪认罚案件仍需依法进行审查,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和精准量刑建议并非均是照单全收。检察机关针对审判机关没有支持起诉、没有采纳量刑建议提起抗诉,以及针对被告人上诉而启动抗诉。检察机关对认罪认罚案件提起抗诉,存在检察权与审判权角力、对抗和抑制被告人上诉的非理性抗诉,偏离《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才提出抗诉规定。检察机关没有合法依据的抗诉,系滥用诉权,造成案件审理周期延长,司法成本增加,致认罪认罚制度效率价值目的落空,同时也使被告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的追诉之中,抑制上诉权的行使。笔者以“认罪认罚”、“抗诉”、“二审”为关键词,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收集认罪认罚抗诉案例153份判决书呈现出的数据,足以证明认罪认罚案件中抗诉制度运行偏离法定抗诉事由。即便二审法院裁定不支持检察机关抗诉,依据刑诉法规定对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案件二审也需必须开庭审理,导致司法成本额外支出,诉讼效率折损。认罪认罚案件检察院提起抗诉反映在诉讼理论层面上,表现为认罪认罚抗诉事由的法理冲突、检察院与法院之间的权力制约、抗诉与上诉对抗等问题。认罪认罚程序价值具有多元性,归结在于公正与效率这一对永恒诉讼价值目标。认罪认罚案件处理兼顾公正与效率,两者价值权衡,认罪认罚程序更倾向效率优先考量,作为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被告人三方诉讼主体均应遵循。检察机关基于法律赋予其法律监督权对法院判决提起抗诉,但不得滥用干扰审判权独立行使,侵蚀法律赋予被告人上诉权利。认罪认罚抗诉制度的运行应依法而行,不得损害认罪认罚程序效率价值目的。因此,需完善认罪认罚抗诉制度运行管理机制,对认罪认罚案件抗诉事由明确规范,精准把握抗诉制度的立法精神。同时要完善量刑建议适用制度,提高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同时在量刑建议方面加强与审判机关的配合联系。在认罪认罚抗诉制度中促进被告人、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三方协调、相互制约,提高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