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贫二代”、“寒门难出贵子”等热点话题仍屡见网络媒体,这些言论的出现是社会对代际流动性的关注和阶层固化的担忧。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代际收入流动性不足,反映出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尤其在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背景下,贫困群体可能继承父代遗留的经济、社会环境,却又难以改变这种生存状态,进而造成贫困在代际间的恶性循环。然而,我们发现在中国现阶段收入差距较大的背景下,拉美等国家收入高度不平等所带来的大规模贫民窟现象并没有在我国出现,也没有出现大的社会不稳定问题。由此,我们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开展,打破了原有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为收入较低的贫困群体创造了收入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条件(雷欣和陈继勇,2012),也就是说,贫困的代际传递存在被阻断的现象。为此,深入研究中国农村居民贫困多代际传递问题,为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那么,在中国农村同一家庭里三代间贫困代际传递的趋势是什么,是否存在贫困代际传递中断现象?如果存在,三代间的影响机制如何?如何提高我国贫困群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性,阻断贫困的多代际传递?围绕以上三个问题,本文以中国农村贫困居民为对象,基于Becker和Tomes(1979)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经典理论模型,利用CHNS数据和CHIP数据形成主、辅样本,采用双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农村贫困居民祖代收入、父代收入和孙代收入之间的关系做全面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通过构建明瑟收入方程和拓展代际收入传递的理论模型,为后续农村居民贫困代际传递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农村居民的贫困测度。基于明瑟收入方程,运用双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多层面、多指标的测算出三代配对的主样本中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贫困代际传递比重,并描述了我国农村居民贫困动态变化;第三部分是贫困多代际流动性估计。运用双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了整体样本、不同孙代性别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代际收入弹性,实证检验了理论模型的结论,验证了贫困代际传递中断现象,并从不同角度测算贫困代际流动性的差异,为下一步机制分解奠定基础。第四部分是贫困多代际传递机制分解。基于贫困多代际传递机制理论分析,结合Blanden等人(2007)推荐的分解方法,进一步检验了教育与健康各自在贫困多代际传递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祖代、父代的收入水平受到人力资本、职业和出生年代的影响。结果显示就教育而言,受教育水平越高,则个体的收入越高。就职业而言,职业不同,则收入存在差异。就出生年代而言,出生年代越晚,个体收入越高。无论是祖代还是父代,都呈现出出生年代越晚,收入越高的趋势。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好,就业机会多,工资水平也相应提升,对个体的收入影响则越大。第二,农村居民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代际传递呈现出动态变化特征。绝对贫困发生率和相对贫困发生率都呈现出祖代、父代和孙代逐代下降的趋势,且祖代最高、父代次之,孙代最低;不同地区和不同孙代性别的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都存在差异,总体而言,虽然绝对贫困在减少,但是社会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加剧,相对贫困愈加明显,且地区间差异愈发显著。从农村居民贫困代际传递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绝对贫困代际传递还是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父代与孙代间贫困代际传递比重更大。第三,通过理论推导与经验分析,验证了农村居民贫困多代际传递存在中断的现象。从理论推导来看,结果证实三代间存在贫困代际传递,若孙代和父代之间边际收入弹性大于0,孙代与祖父代之间的边际收入弹性小于0,表明有可能祖代与孙代贫困代际传递存在中断。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祖代与孙代之间贫困代际传递存在中断,祖代对孙代收入的影响是负向关系且影响程度小,而父代对孙代收入的影响是正向关系,相对于祖代而言,父代对孙代收入的影响程度更大。不同地区、孙代性别的贫困多代际流动性存在差异,但祖代与孙代之间的贫困代际传递中断的现象不存在差异。第四,祖代、父代各自与孙代代际收入弹性会随着孙代收入分位点的变化而变化。结果显示,父代与孙代之间的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而祖代与孙代之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动趋势。总体而言,处于中间收入分位点的孙代受祖代、父代影响较大,整体上处于孙代收入两端分位点的代际收入弹性绝对值小于中间分位点的代际收入弹性绝对值。第五,人力资本对于农村贫困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不同群体的多代际传递机制存在差异。结果显示,较祖代与孙代而言,人力资本在父代与孙代的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解释力更强,其贡献率呈现出祖代到父代逐代增长的趋势;较孙代健康而言,孙代教育对祖代与孙代或父代与孙代之间的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率更高。祖代和父代都更注重对孙子的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但孙女的教育和健康投资回报率较孙子的教育和健康投资回报率更高。基于上述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将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对象拓展到三代人。本文将祖代引入到代际收入流动性模型中,丰富和拓展了国内现有的父代与子代代际收入流动的相关研究。第二,构建了一个既能解释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又能解释贫困代际传递中断的理论模型。国内已有研究,大多数是基于Becker和Tomes(1979)代际收入流动理论模型展开研究,其结论表明两代间存在贫困代际传递。本文在两代代际收入流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导,拓展到反映中国农村贫困居民祖代、父代与孙代三代间收入代际流动的理论模型,最终理论模型的结果显示,该模型既能解释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又能反映贫困代际传递中断现实状况,进一步丰富了国内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理论研究。第三,以人力资本视角考察了贫困多代际传递过程中教育与健康的作用,突破了现有研究忽视祖代群体的局限性。一是引入健康人力资本中间变量,探讨农村贫困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内在机制,对提高农村扶贫工作的针对性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二是研究贫困代际传递机制初衷是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政策分析提供理论支持,但以往研究忽视了祖代在孙代人力资本积累阶段的作用,本文通过拓展到三代人贫困代际传递内在机制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现有贫困代际传递机制研究的不足,为阻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手段,进一步提高了精准扶贫政策的针对性。第四,计量方法应用的创新。当前有关中国微观调查公开数据库追踪时间一般较短,在估计多代间收入流动性水平时,单独从一个数据库中整理出祖代、父代以及孙代的配对数据,可能会出现配对样本中没有祖代、父代收入或者收入为截面数据,且数据存在样本数据的父子同住问题,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代际收入弹性估算结果出现计量偏误。为此,本文以CHNS数据库作为主样本和CHIP数据库为辅样本,祖代、父代和孙代各自的年龄为标准进行配对,运用双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2SLS),有效的改善了代际收入弹性系数的估计偏误。此外,为了厘清某些不可观测的能力对其收入的扰动性影响,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水平的孙代受祖代、父代收入影响的差异,以往研究大多采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但该方法过多的关注一些不必要的个体特征,忽视了结果与政策制定者初衷的一致性。因此,本文引入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考察孙代在不同收入分布上的代际收入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