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文学界,朱天文是一个醒目的人物:早期创办了“三三集刊”、“三三书坊”,令“三三体”在年轻学子中风靡一时;作为出生在军眷社区的“外省二代”子弟,她以高水准的创作实绩推动了眷村文学的蓬勃发展;多部中短篇小说获时报文学奖、联合报小说奖;1994年的长篇《荒人手记》摘取首届“中国时报百万小说奖”首奖桂冠;2008年《巫言》在“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终审对决时虽败给莫言的《生死疲劳》,但被王德威评价为成就可以“等量齐观”。同时,作为电影编剧,朱天文与侯孝贤、吴念真等一起创作的电影获得多项国际大奖,以其独特的题材和视角引领了80年代台湾“新电影”浪潮。朱天文的小说以写实、渲染的创作手法,疏离、悲悯的感情基调展现了当前台湾都市社会的诸般景观,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嬗变,反映了台湾文化及文学的新动向。本文将研究中心放在朱天文的小说创作、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都市小说创作领域,从作家主体身份特征和所处时代地域环境出发,研究朱天文小说题材、风格、内涵的生成和流变。本论文分上下两篇,上篇从身份与写作的互动关系入手,研究作家的文化身份、文化立场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及其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朱天文效法张爱玲、师从胡兰成的经历,令她深受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影响,承袭了张爱玲华丽精致的文风的同时,在都市语境下发扬了胡兰成的阴性主义历史论;作为成长于军眷社区的“外省二代”子弟,她关注大陆来台官兵及其子弟们的生活境遇,在眷村小说和探亲小说创作领域颇有建树;成年后参与台湾新电影工作,将职业经验纳入写作题材,并在小说中大量运用电影修辞元素,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体例。下篇从创作活动所处的时代和地域环境入手,分析世纪之交台北都市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和所处其中的人们的行为、观念怎样在朱天文笔下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面对时代的异动,朱天文将消费社会物质、欲望泛滥的生活实景作为表现对象,并将感官经验作为对抗工业文明异化的手段加以生发演绎;作家对时间的高度敏感,对时空概念的深层思辨和不断偏离主题、打破线性叙事逻辑的书写策略令文本呈现出强烈的后现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