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使得原本就发展动力不足的世界经济更加低迷,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摩擦以及地缘冲突等不稳定因素加速显现,这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由注重“量”的积累,到注重“质”的变化,从注重效率到更加注重公平,为了更好地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保障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在侧重激发国内需求的同时,统筹好国内国外资源,即立足国内,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等新兴经济模式的创新带动作用,激发国内市场的活力与潜力,也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全球分工中,构筑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因此讨论数字经济对各省参与国内和国际价值链的影响,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作为双循环的重要内容,国内和国际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可以很好的反映各省份参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情况,而飞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为各省参与国内和国际价值链提供了更高效、更低成本的路径。但目前关于数字经济对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多集中在全球价值链领域,对国内价值链的影响研究不足,且多从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或产品出口和地区融合的视角进行探讨,较少通过数字经济的角度同时探究其对各省参与国内国际价值链的影响。鉴于上述情况,本文采取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根据2007、2012、2015、2017四年的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中国30个省市的出口增加值进行了分解,由此测算出各省参与双重价值的程度,并测度了中国省域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将二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各省参与国内和国际价值链的影响机制及路径,得到了如下结论:第一,我国各省参与双链的嵌入程度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协调。中西部地区国内价值链的参与程度高于国际价值链,依赖内向型经济发展,而东部地区相反,说明依靠外向型经济拉动。第二,我国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依然存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但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与东部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第三,数字经济能够推动各省嵌入国内国际价值链的程度,且由于国别信息壁垒的原因,数字经济对国内价值链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在中介机制方面,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创新效应促进各省国内价值链的参与,但对各省全球价值链的间接效应不明显;同时,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新的经济范式和商业模式效应来提高各省参与国内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上述分析有助于把握当前各省参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差异,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各省参与双重价值链的赋能作用,从而为中国在双循环背景下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