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价值链分工为特征的新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国家或地区间生产分工与贸易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呈现出从最终品贸易逐渐转变为中间品贸易,从产品间贸易逐渐转变为产品内贸易,且加工贸易在全球盛行。这种新生产分工模式一方面促使经济全球化和贸易往来迅猛发展,形成了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另一方面也造成碳排放实际产生地的分离,一国或地区可通过减少本国生产而增加进口消费达到减少本国或地区内污染排放的目的。这意味着,价值链分工造成了国家或地区间碳排放转移,对一国或地区碳排放产生显著影响,且碳排放转移的存在将直接影响减排的公平性与有效性。随着价值链分工的细化,检验价值链分工的碳排放效应变得更加复杂。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碳排放国,承受着国内外巨大的减排压力。同时也是最大的贸易国,创造了“出口奇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认为中国是对外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因此,研究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的碳排放效应有助于评估碳排放转移效应对国家或地区碳排放产生的影响,同时对中国权衡好经济收益与环境成本问题提供重要支撑。基于此,本文采用国家或地区间投入产出（ICIO）模型对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的碳排放转移效应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首先,本文利用中国地区间IO表,率先从封闭视角研究国内价值链分工下中国地区间不同贸易产品的碳排放转移情况,并探讨地区间不同贸易产品对中国总体、各地区及双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其次,利用全球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本文构建相对量指标（碳排放转移强度）从开放视角探讨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碳排放效率,并从总体、分部门、不同贸易产品以及双边层面考察中国的碳排放效率,这将为权衡好增加值效应与环境成本之间问题提供支撑。同时,我们分别从总体、不同贸易产品与分行业层面进行国际比较分析。再次,利用嵌入型地区间-国家间投入产出表,该表将国内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相结合,本文首次探讨双重价值链分工中中国各地区在不同碳排放责任核算方案下应承担的碳排放量,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与影响因素分析。最后,本文剖析了不同贸易方式出口、中国CO2排放和出口国内增加值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首次在区分中国贸易方式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ICIO表）中识别中国不同贸易方式出口的排放效率,并采用宫泽技术估算了三者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封闭视角下2002—2010年期间,国内地区间贸易隐含CO2排放量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地区间传统中间品贸易隐含CO2排放一直占据主要地位但呈现下降趋势。地区间国内贸易活动导致全国碳排放量增加,PHH得到了体现。其中,地区间最终品贸易有利于减少全国碳排放量,而三种中间品贸易均增加了全国碳排放。从与国内价值链相关贸易的“节约”碳排放平衡（BAC）为正可知,国内价值链是污染的,增加了全国碳排放。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北部沿海参与国内贸易活动既不利于降低该地区直接碳排放也不利于降低全国碳排放,而南部沿海和东北地区既减少了地区直接碳排放也减少了全国碳排放。从影响因素来看,各地区碳排放强度效应和地区间最终品贸易的规模效应是导致BAC下降的最主要因素,而其他三种中间品贸易的规模效应是导致其上升的最主要因素。开放视角下,1995-2017年期间,整体上中国出口CO2排放转入强度高于中国进口CO2排放转出强度,这表示中国的CO2排放效率低于国外整体水平的CO2排放效率。不过,中国出口CO2排放转入强度呈现大幅下降趋势,尤其是2008年之后,至2017年转入强度仅是转出强度的1.38倍。不管是哪种贸易产品,中国转入CO2排放强度均高于转出CO2排放强度。从行业层面来看,中国转入与转出CO2排放量主要是通过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而转入与转出增加值量主要是通过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国外整体对外贸易的碳排放效率都比较高,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碳排放效率从2006年开始就低于中国国内。此外,本文还发现中国CO2排放转入强度远高于主要发达经济体CO2排放转入强度（如G7）,这意味着,中国出口碳排放效率远低于发达经济体。而且,中国出口碳排放效率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墨西哥、韩国和印尼。双重价值链分工视角下,中国整体上呈现生产侧排放明显高于消费侧排放且消费侧排放又高于收入共担排放,但不同碳排放责任核算的中国及中国各地区碳排放量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对比发现按照收入共担原则中国应承担的碳排放量减少量大约为中国直接排放量的30%。从碳排放责任方案的影响因素来看,最终需求的规模效应是促使中国及中国各地区应承担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因素,而各国及地区碳排放强度效应是促使其下降的最主要因素。国内价值链效应与国内外最终需求的产品结构效应是促使生产侧与收入共担侧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从贸易方式的CO2排放效率来看,中国一般贸易出口的CO2排放效率逐渐提高,且从2005年开始高于加工贸易出口;不同贸易方式出口下中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CO2排放效率均远低于劳动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且中国与金砖三国和发展中国家出口的CO2排放效率均低于与EU和G7出口的CO2排放效率。从乘数核算来看,各经济体通过加工贸易对中国国内增加值与CO2排放的拉动作用远小于一般贸易。从乘数分解来看,中国与各经济体的中间投入结构技术并没有得到提升;主要经济体对中国一般贸易的内部传播CO2乘数明显要大于中国对它们的内部传播CO2乘数,这意味着相对于这些经济体而言,中国一般贸易更多的关注污染活动;不管是加工贸易还是一般贸易,中国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外部传播CO2乘数与增加值乘数所占比重均呈现上升趋势,这表示跨境两次以上的中间品贸易所占比重上升。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探讨贸易、环境与增加值之间关系,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实现贸易价值攀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