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主义代表作家之一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传统小说艺术发展囿于藩篱之际,成功地为现代小说的发展寻找到改革创新的突破口,实现了英国小说形式上的历史性突破。伍尔夫作为英国意识流小说的大师、“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核心人物,在小说理论、小说创作中都体现出独具一格的形式美学观。这一形式观的形成与她天赋异秉的文学才能有关,更得益于以视觉艺术为关注中心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友人罗杰·弗莱与克莱夫·贝尔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罗杰·弗莱是20世纪英国优秀的艺术鉴赏家、批评家、画家。他致力于倡导现代艺术,将法国的“后印象派”艺术引入英国,借以改变维多利亚时代保守的画风。他以严谨的视觉术语分析艺术作品的形式,并将形式分析上升到一种美学理论的高度。弗莱通过对塞尚绘画艺术的研究,提出艺术作品应当在表现“内在真实”的基础上,实现“有意味的形式”创作。作为弗莱形式理论的继承者与发展者,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正式提出“有意味的形式”观,并将此进一步阐释为能够激起人们审美情感的作品中的线条和色彩及其组合关系。伍尔夫对于二人美学观点有很大程度的接受与认同,尤其是对二人都大力提倡的塞尚的绘画创作持欣赏态度。但由于贝尔对于“有意味的形式”观存在循环论证、极端地将形式与内容分离等问题,他的理论观点并不能够完全适用于文学创作。因此,伍尔夫在小说实践方面更接近于弗莱的美学思想的核心,创造出了摹仿视觉艺术的小说。在短篇小说《邱园记事》和长篇小说《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中,伍尔夫努力尝试将弗莱主张的主观真实透过自然的光色变化折射出来,而散文随笔《太阳与鱼》也是这一特点的印证。在《到灯塔去》与《海浪》中,伍尔夫则删除了对现实生活细节性地描绘,将主人公的形象抽象呈现。在众多短篇小说与《雅各的房间》之后的长篇小说中,伍尔夫很好地实践了弗莱的形式观与塞尚绘画的结构设计及多元透视观。因此,弗莱与贝尔的形式主义美学观、塞尚的绘画艺术为伍尔夫小说创作的“有意味的形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她的小说呈现出超越文字本身的力量,散发出视觉艺术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