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活动持续回升,经济复苏势头强劲,但复苏尚未完成,仍有部分国家或地区受多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疲软。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最具推动力的因素之一,而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环境正是投资者进行投资时首先考虑的因素。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价及影响因素的诊断不仅仅能够帮助投资者了解投资环境,做出正确投资决策,也能够为地区投资环境改善提供针对性措施建议,吸引外资,拉动经济增长。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全面深入推进,有利于促进沿线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海湾(即波斯湾)地区作为“一带一路”的交汇点再加上其丰富的油气资源使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了解此地区投资环境成为我国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环。海湾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共和国、科威特国、沙特阿拉伯王国、巴林王国、卡塔尔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苏丹国)地处三洲五海之地,联系亚欧非三洲,沟通印度洋与大西洋,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交流沟通要道,并拥有国际重要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战略地位重要。同时,海湾国家又是世界油库,油气资源居世界首位,截至2016年底,八个国家已探明石油总储量约占世界总量的47.3%,天然气已探明储量约占42.3%。丰富的油气资源拉动了海湾国家石油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使得经济结构单一化、经济易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等问题变得突出。除去资源及经济环境外,海湾国家政治法律、社会环境、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相关因素也不尽相同。因此,针对海湾国家投资环境进行研究,对外资了解海湾国家具体情况有一定借鉴意义,对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与其开展投资合作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现有资料及数据为基础,采用文献研究法、层次分析法及熵值法分层加权建立综合评价模型、聚类分析法、障碍度模型等研究方法,对海湾国家2010—2015年期间投资环境及其障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对与投资环境相关的全球、地区经济、投资形势及海湾各个国家自身投资环境相关因素进行了全面定性分析;其次,基于现有数据资料及上述定性分析选取海湾八国自然、经济、政治、社会及基础设施建设五大因素37个因子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及分层加权法建立综合评价模型对海湾八国投资环境进行综合测度。在此基础之上,依据六年投资环境综合得分,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法将海湾八国划分为优先、次优、谨慎投资环境区,并对三类投资区与投资环境相关的条件进行了具体分析;再次,基于上述综合评价研究,构建障碍度模型诊断分析海湾国家投资环境的主要障碍因素,以便针对性调整改善地区投资环境;最后,基于综合评价及障碍度测算结果,提出海湾国家投资环境改善对策及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规划引导之下与海湾国家进行合作的相关建议,并做出总结。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国际地区形势及海湾国家自身发展需求为外资进入提供了机遇。2017年以来世界经济、贸易活动回升趋势走强,增长趋势凸显。受益于此,全球投资呈现复苏势头;联合国及各国政府出台的以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促进为目的的投资新政策也有利于投资环境的改善。而受制于持续疲软的油价,使得将石油出口作为主要经济支柱的海湾国家将引入外资发展本国经济作为其降低对石油依赖的主要途径之一,再加上地区动荡形势的改善,各国积极改善包括投资在内的环境,谋求自身发展。以上都为意欲进入海湾国家的外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第二,海湾国家整体投资环境水平偏低且差异显著。本文通过构建海湾国家投资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展开实证研究。评价结果表明:海湾八国投资环境水平总体偏低,大部分国家综合评价得分低于地区平均分;由于沙特在石油资源、经济、基础设施方面的得分居地区前三位(经济环境优势尤其突出),其在综合评价得分中保持领先优势,其后依次为阿联酋及伊朗,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及伊拉克,排序首位的沙特综合得分与历年居于末位的国家综合得分最大差距有4倍之多,最小差距也约有3倍多,差距明显,但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随年份逐渐缩小。第三,海湾国家投资环境优劣由资源、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及基础设施环境综合作用决定,而在此之中,经济因素、基础设施的修建完善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对整个评分有决定性影响。由综合评价中各子系统得分可知,综合得分位于前列的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及伊朗在经济因素及基础设施方面六年得分均位于地区前三位,伊朗和沙特在自然资源方面也位居前两位,阿联酋在政治法律环境方面占据首位。而综合得分居后的国家在几大影响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中均不占优势。由此说明一个国家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第四,基于综合评价结果,运用聚类分析法可将海湾国家投资环境划分为三类,即优先投资区、次优投资区、谨慎投资区。沙特阿拉伯属优先投资区,投资环境居于地区前列;阿联酋和伊朗为次优投资区,投资环境略逊于优先区,但又远好于谨慎区;谨慎投资区包括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及伊拉克,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六年来连续在低位徘徊。第五,海湾各国投资环境相关因素对其投资环境的投资障碍度存有差异,但经济环境、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投资障碍度在大部分海湾国家居前列,此三种因素也成为海湾国家投资环境的主要障碍因素。通过障碍度模型分别测算出投资环境准则层及单项指标层因子的投资障碍度:除伊朗和伊拉克外,经济环境、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对其余海湾国家投资环境的投资障碍度均位于前三位,伊朗及伊拉克前两位障碍因素与其他国家相同,第三位的障碍因素则是政治法律环境。2010-2015年海湾各个国家指标层障碍因子以矿产、天然气、航空运输、公路里程及FDI净流入出现次数最多,均隶属于经济、基础设施及资源三大系统,与准则层投资障碍度居高的经济环境、基础设施及自然资源也吻合。此外,伊朗及伊拉克指标层中的政治稳定性及不存在暴力、脆弱国家指数及营商便利度指标多次出现于主要障碍因子之列,也与其第三大障碍因素政治法律环境相吻合。第六,海湾国家改善投资环境首先要立足于自身,从资源利用、对外经济交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着手进行改善。基于综合评价及障碍度测算,本文提出如下针对性措施:积极推进资源勘探及开发利用技术进步,加强资源保护利用;改善国内经济环境,加强对外经济联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投资环境硬环境;完善投资政策、外商投资法律法规;注重教育投入、人才培养。第七,基于“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海湾国家位于两者交汇之处的独特区位优势,本文提出我国与海湾国家投资合作如下建议:加强行业选择、协同改善海湾地区投资环境水平;了解地区投资环境差异、明确投资优先序列、降低投资风险;畅通“一带一路”沿线通道;搭建投资服务平台,加强信息交流;针对社会文化差异、促进与海湾各国的双边或多边交流、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以期中海双方以“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为契机,展开全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