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降,西方传教士带来先进印刷技术的同时,先进思潮涌入国门。租界为新兴文化的成长提供了土壤与空间,宪法性文件赋予国民言论自由。这些因素无不促成新闻出版业在中国的一日千里。淫秽出版物的查处在中国由来良久,且将长期存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官方为控制舆论,对新闻出版界十分重视,在其统治1927年至1948年的22年间,即颁布了以1930年、1935年、1937年三部《出版法》为主体的诸多法律法规。相应的,这一时期关乎社会风气的淫秽出版物查处问题也得到了官方的关注。关于淫秽出版物查处立法内容丰富,立法过程曲折。随着社会的发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修正法律的时候立法机关也能予以考虑,使法条更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但由于立法者考虑所掌握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加之法律不可避免的滞后性,这些立法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与瑕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查处淫秽出版物的执法工作纷繁复杂。党部、政府、社会组织、事业单位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当在实践中遭遇特别复杂的案件时,还会采取多主体联合执法的形式执行查处。书商为寻求不法利益往往铤而走险,与执法人员斗智斗勇。实践中淫秽出版物种类繁多,甚至出现外国贩卖者与进口淫秽出版物。在较为发达的港口城市,还曾查获以外国人为销售对象的淫秽出版物。官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也难以将淫秽出版物产业链连根拔起。在官方查处的同时,舆论也持有不同的态度,大部分民众支持对淫秽出版物严予取缔,以匡扶颓唐的社会风气。也有开明人士主张辨证看待淫秽出版物,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其中有科学与艺术价值的出版物不予查处。法律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依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相关立法。在查获淫秽出版物后,应由检察机关向法院起诉,由对案件法官进行审判。通过对这一时期真实发生的多则具体案例的探究,可以总结出此类案件司法方面的若干特点。首先,司法实践适用法律不统一,往往会出现一些瑕疵与错误;其次,虽然刑种多样,但法院判决以财产罚居多,徒刑只在案情较重时才会适用;最后,法院判决具有一定公正性。面对行政机关的压力,法官基本可以保持独立,以事实为依据进行断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淫秽出版物查处的制度,虽然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但仍对当前我国具有一定借鉴价值作用。我国急需调整淫秽出版物查处现状,积极推动立法完善。明确界定“淫秽性”等重要概念的标准与定义。增加针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政策并适当调整刑责设置。加强行业自律自治,发挥行业组织积极作用。效仿书业公所并借鉴国外经验,鼓励出版业自我管理、自我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