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辽宁省乃至全国很多省份都出现额离婚率逐年上升的现象,辽宁省同全国其他省份相比离婚率较高。本文运用辽宁省离婚率以及全国离婚率的统计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和计量结果分析,对近年来辽宁省的离婚率水平以及发展趋势进行纵向分析和对比分析,在理性人假设前提下,主要分析了国企改革导致的国有经济单位离岗职工人数的变动和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出生率的变动对离婚决策所产生的影响,相对应于辽宁省的国企改革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本文认为,辽宁省的离婚率的变动和其经济政策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在趋势分析的基础上,由于数据特征的特殊性本文将辽宁省的数据分成1985到1997年和1998到2010年两部分进行分析,由于统计数据的缺失,前半部分用图形趋势进行分析,后半部分用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发现,1985年到1997年离婚率和出生率负相关并且和失业率正相关,失业率对离婚率影响较为显著而出生率的影响相对于较弱；然而1998年到2010年离婚率和出生率正相关并且和失业率负相关,恰好与前半时期呈现出相反的趋势。本文对该问题的原因给出了详细的解释：第一,1985年到1997年观察结果符合预期。通过数据分析可知,这两个因素恰好与辽宁省近年来的两大政策相关：一个是计划生育政策,由统计数据可知,同其他城市相比辽宁省是计划生育执行力度最大的省份之一,新出生儿的数量在这一政策下迅速下降,并且倡导晚婚晚育,在假设孩子是影响离婚成本的一大因素的前提下,这项政策就减小了离婚的成本,客观上讲使得离婚变得更加容易；第二,国企改革。辽宁曾经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是重工业和国企最为集中的省份,国企改革打破了原有的经济格局,形成了国企员工下岗风潮,直接冲击了家庭收入,而且这种影响是持续性的给配偶带来不好的预期,这也是造成很多婚姻破裂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1998年到2010年实证结果和预期相反。第一,离婚率和出生率表现出正相关,但结果并不是十分显著。本文给出的解释为：1998年以后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以及国企改革造成的收入冲击影响的时滞性,新生儿的到来更加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对家庭的经济造成了更大的冲击。第二,离婚率和国企离岗职工人数负相关。意味着国企离岗职工人数越少与之相伴的离婚率越高。本文将这一原因解释为：首先,任何冲击都具有时滞性,国企改革造成的离岗对家庭收入的冲击并不是表现在当时,实质上是前一时期较高的失业率导致了滞后一期较高的离婚率；其次,国企下岗职工人数当年的数据和国企规模是两个概念,当离岗职工人数较多的时候意味着国企规模较大,离岗职工人数的减少实质上是反应出国企规模缩减到了无法在缩减的地步,即国企规模的减少和在岗职工人数的越来越少。这说明离婚率同国企规模呈反向的关系,国企规模的缩减对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导致了离婚率的升高。